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方法改进后的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测算

责任分配抑或权利确认：流域生态补偿适用条件之辨析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理论及EKC假说的关系——兼论中国地级城市的脱钩划分

脱钩理论与EKC假说,两者都描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脱钩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是否同步变化的关联,而EKC假说先于脱钩理论出现,并阐述了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脱钩理论与EKC假说的理论内涵,首先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得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并运用一阶差分GMM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数理分析和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实证结果显示,脱钩理论与EKC假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且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正好对应于EKC的拐点。其次,结合二者的关联,本研究将人均GDP水平加入脱钩类型的判定标准,在传统脱钩状态分类的基础上,以EKC拐点处所对应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数值为0.8的脱钩弹性系数为两条分界线,进一步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关系类型划分为6种形态,分别为"高收入未脱钩"、"低收入未脱钩"、"低收入相对脱钩"、"高收入相对脱钩"、"低收入绝对脱钩"和"高收入绝对脱钩"。最后,本研究将理论部分所做的推导以及脱钩的象限划分应用于实际的城市脱钩案例研究中,并依据一阶差分GMM的回归结果,将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脱钩状态进行了归类。对2004—2013年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验分析表明,近50%的城市尚处于"低收入未脱钩"和"低收入相对脱钩"状态,意味着中国地级城市发展不平衡,且城市内部的脱钩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匹配问题突出,这些城市在未来的绿色脱钩建设过程中将长期面临着"保增长"和"促脱钩"的双重任务。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递增趋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保持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持续增加,但事实表明,环境保护投资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依然严峻。在亟需解决环境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控制碳排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利用2004—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保护投资结构的角度出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等环境保护投资对环境治理和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和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并不能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且对碳减排有消极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虽然没有起到降低碳排放总量的作用,但使得碳排放量增长率保持每年3.8%的下降速度,而且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环境质量。在进行空间分析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未来发展中,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污染治理和碳减排两个方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政府要合理安排环境保护投资结构,提高环境保护资金的使用效率,鼓励发展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提高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环境保护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面临严峻的农村面源污染形势,政府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构建自主治理制度,激励农户践行亲环境行为,将成为未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如何有效规范农户污染处理行为,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声誉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在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农户家禽养殖污染处理行为为例,利用全国8个省330户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4个指标测度了农户社会声誉诉求的强弱,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加权平均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户声誉诉求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声誉诉求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行为存在抑制作用的假说,并比较了现行政府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引导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的抑制作用显著,而政府管制措施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人对声誉关注程度越高,违反社会准则的成本就越高,个人就有越强的动机遵守社会规范、自我约束污染物废弃行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较强的社会规制作用和社区成员参与公共环境自觉维护的激励机制。第二,在强制性环境管制难以有效实现的农村环境下,政府通过引导和宣传诱致农户自觉践行亲环境行为,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或可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区成员声誉效用和社会责任意识可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相关法律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补充。

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LCA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效果评估模式与方法研究——以吉林省某钢铁企业为例

促进废旧资源循环利用是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模式,从微观企业层面入手,构建产品全生命周期基准流程,引入能量输入与环境输出参数,建立废旧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效果量化核算模型,评估再生产品的节能减排经济成效,并以吉林省某钢铁企业为例,评估"废钢-电炉"短流程和"铁矿石-高炉-转炉"长流程的能源、环境、成本差异,辨识影响废钢再循环节能减排效果的主要因素和重要环节。结果显示,再生钢铁全生命周期与原生钢铁全生命周期相比,节能588.48kgce/t,节能率为84%;主要污染物中SO2减排率最高,达92%;CO2总减排1 180.92 kg/t,减排率为67%;总成本却高出198元/t。其中,炼铁工序的节能量和减碳量最大,烧结工序SO2、NOx和烟(粉)尘减排量最大,焦化工序COD和氨氮减排量最大,回收、加工处理、炼钢环节节能量和减碳量以及SO2、NOx和烟(粉)尘减排量均为负。成本方面,再生钢铁生产成本高于原生钢铁308元/t,虽然再生钢铁由于污染减排可节省56元/t的排污费并获取54元/t的碳交易收益,但都不足以扭转电炉炼钢费用较高的现状。因此,国家应在电炉炼钢方面给予钢企及相关企业适当的财税扶持政策,在电价方面给予钢企一定的优惠或补贴,并完善废钢回收加工体系等,以促进废钢循环利用。基于LCA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效果评估可以实现对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资源、环境、成本的优化管理。

能源强度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实证

基于Shapley值法的水资源跨区转移利益分配方法研究

水资源跨区转移是优化水资源利用的有效方式。水资源跨区转移带来利用收益如何在不同区域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关系到水资源转移利益的公平共享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水资源跨区转移利用中,科学合理地对水资源转移带来的利益进行分配,解决区域间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采用合作博弈的分析思路,基于Shapley值法构建了一个在各参与方在合作情形下的水资源跨区转移利用利益分配方法,来研究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应当如何合作对水资源转移利用利益进行分配,并量化各个利益主体参与水资源转移合作应当得到的利益分配及相应的利益补偿。然后,本文利用基于Shapley值法的水资源跨区转移利益分配方法,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水资源跨区转移利益分配的实例应用,实证量化了水资源转移中各方在合作博弈下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补偿结果,验证了该分配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实例分析表明当前的水资源转移用水利益补偿额度不足,忽视了水资源输出地区的利益。而基于Shapley值法的水资源跨区转移利益分配方法充分考虑了各个参与主体的贡献度,能够使得各方更为科学公平地分享水资源跨区转移所带来的合作收益,并进行合理有针对性的利益补偿。这表明,当前跨区水资源转移利益分配与补偿不仅要考虑协调好区域之间利益关系,还要协调处理好各区域用水主体之间用水利益关系。同时,要尽快建立并完善科学合理的区域间用水利益分享机制,保证各方公平合理地分享水资源转移带来的利益,提高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保障水资源转移协调利用的有效可持续进行。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及其游客感知研究

成为世界遗产仅是遗产保护和价值阐释、传播的起点,但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OUV)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全球视野和本土意境下的阐释差异。文章以中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的三清山、九寨沟、江南水乡为例,阐释突出的普遍价值OUV(概念+十项评估标准+完整性和/或原真性+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提出了将国际语境与本土语境有机结合的OUV评价新标准。首先,OUV虽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评选世界遗产时的主要依据,但在挣脱国家界限特别是要求当事国按照OUV的标准、惯例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其次,虽然OUV是由UNESCO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得出(显然定性、无分值的),但通过强化量表设计过程的逻辑判断和理性对待信度和效度问题,OUV可以通过Liket量表进行测量,结果显示OUV能够被公众理解和欣赏。再次,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既存在共性特征,亦存在差异特征(即价值丢失部分),并表现为不同的用途,遗产地的管理者如能将OUV的世界语境与本土化语境有机结合,能够避免价值丢失问题的出现。建议三清山在"奇峰怪石、峡谷幽云、植被生态、高空栈道"的OUV世界语境基础上,同样需要重视"道教名山"的本土化语境。建议江南水乡严格保护水乡古镇的外围水乡地域环境,它们对于理解江南水乡的OUV,特别是其完整性、原真性的必然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遗产地的管理者同样需要综合看待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江南水乡案例生动的诠释,专家评价有其科学性和严肃性,"建构的原真性"、"后现代的原真性",亦或是"存在的原真性",它们永远不可能替代"客观的原真性"。考虑到OUV的阐释,公众评价同样有着重要的用途,特别是其社会教育意义、精神信仰和国家认同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