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齐美东;戴梦宇;郑焱焱;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2016年09期 v.26;No.193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6K]
    [下载次数:819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1 ] |[阅读次数:335 ]
  •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侯燕飞;陈仲常;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2016年09期 v.26;No.193 1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2K]
    [下载次数:280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1 ] |[阅读次数:205 ]
  •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董香书;肖翔;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2016年09期 v.26;No.193 20-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K]
    [下载次数:167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4 ] |[阅读次数:230 ]
  •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与东北经济增长

    杨玲;张新平;

    近些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失局面也在加速发展,为探究二者间的联系,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的视角切入,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推导了各变量与人均资本、人均产出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一阶系统广义矩估计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等变量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反作用,利用交叉项分析探讨了人口因素对东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发现: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东北经济增长成正相关,而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净迁出均对东北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相较于一般性的人口流动,户籍人口的净迁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突出;3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产生的影响会有所差异;4东北经济增长存在惯性且符合区域增长收敛理论;5投资率与劳动力参与率这两个变量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6经济增长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1东北地区应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调整人口政策,平衡地区间养老压力,发展老龄产业;2东北地区应控制人口流失局面,放宽户籍限制,加快国企改革,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留住人才。

    2016年09期 v.26;No.193 28-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8K]
    [下载次数:599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9 ] |[阅读次数:223 ]
  • 非自愿性移民生产安置中土地公平补偿研究——以湖南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

    陈银蓉;徐琴;张苗;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会占用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根据补偿原理,淹没区与安置区理应获得补偿,从公平角度研究其土地补偿,对于增进移民与安置区居民福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界定和讨论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公平补偿内涵与范围的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域现行补偿标准的公平性,采用收益还原法和条件价值法分别测算了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的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并由此测算土地公平补偿。结果表明:1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公平补偿内涵是"损失什么,补偿什么",采取完全补偿原则,能体现"两区"之间的公平,公平补偿范围包括农地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2研究区域淹没区和安置区水田的市场价值分别是698 558.18元/hm2和573 272.73元/hm2,旱地为457 090.91元/hm2和465 818.18元/hm2;淹没区和安置区水田的非市场价值为50 006.40元/hm2和52 008.36元/hm2,旱地为47 045.65元/hm2和48 278.08元/hm2。3淹没区水田公平补偿测算结果为748 564.58元/hm2,旱地为504 136.56元/hm2;安置区水田公平补偿为625 281.09元/hm2,旱地为514 096.26元/hm2;4现行淹没区水田和旱地补偿标准仅为测算结果的53.77%和53.80%,安置区的补偿标准更是远低于该测算结果。研究结论:研究区域现行土地补偿标准仅能反映部分农地价值,是不完全补偿,同时,有关补偿制度未将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补偿置于平等地位,现行土地补偿标准有失公平;本文基于农户的福利损失测算土地补偿,体现了公平补偿内涵;在土地补偿政策改进方面,应提高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等。

    2016年09期 v.26;No.193 36-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7K]
    [下载次数:5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200 ]
  •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黎洁;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2016年09期 v.26;No.193 44-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1K]
    [下载次数:29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3 ] |[阅读次数:280 ]
  • 公共治理与村庄自治视角下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的形成

    仇童伟;李宁;邹宝玲;马贤磊;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是国家赋权的重要举措,农户对国家赋权的主观认知则建构了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为辨析不同治理层面国家赋权对农户产权认知的影响特征及其差异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引入"国家赋权×农户行为能力"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和Oprobit模型,并利用苏、赣、辽三省2 47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在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对不同行为能力的农户产权认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求解不同主体行为能力下国家赋权对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的偏效应,识别了治理层次与主体行为能力的互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赋权更易提高农户对公共治理领域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且对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产权安全感知的激励作用大于行为能力较弱的农户,具有典型的主体"歧视性"。经验结果表明,国家赋权更易提高农户对公共治理领域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其次,国家赋权在村庄自治层面对直接行为能力较弱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的抑制作用大于直接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但在公共治理层面则对直接行为能力和间接行为能力较强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均具有更强的正向激励。为此,本文认为政策改革需关注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国家赋权的实施差异及避免主体歧视,产权认知领域的研究则需综合考虑国家赋权、社会规范和主体行为能力三个层次的内在关联。

    2016年09期 v.26;No.193 53-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K]
    [下载次数:144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211 ]
  • 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实证分析

    吴萌;甘臣林;任立;陈银蓉;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从"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层次构建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中的作用。研究证实:不同农户认知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流转认知偏好,"无文化的老农民"相对于"有文化的年轻职业者"在土地流转认知中更加保守;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普遍偏向土地的资产属性和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然而,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农户不会因为其家庭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明显脱离土地而产生强烈的土地转出愿意,农户的家庭生计条件及"土地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村镇干部"取信于民"是农户获得"安全感",克服风险规避心理促进土地流转认知的最重要因素;流转价格是对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的资金补偿,两者的匹配程度对农户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出要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扶持机制等政策启示。

    2016年09期 v.26;No.193 62-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8K]
    [下载次数:298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5 ] |[阅读次数:259 ]
  • 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姚成胜;李政通;易行;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粮食产量则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最为重要指标,研究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对于实现其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种植业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农业生产经济收益、农业劳动力等各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农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粮食产量分解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将粮食产量变化分解为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效应、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农业劳动力当量效应等4种。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和粮食生产的空间转移系数,揭示了4种效应对1978—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的时序变化以及2000—2013年全国31省(市、区)粮食产量的空间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变化方面,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都是驱动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则是抑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在农户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这一结果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明显。1978—2014年,中国劳动力当量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由正向驱动作用不断向负向抑制作用转变,且其对粮食增产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这一现象在粮食主产区表现也尤为突出。因此,为促进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尤其需要发挥政府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在确保农民生产粮食基本收益的基础上,加快延伸粮食生产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

    2016年09期 v.26;No.193 72-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3K]
    [下载次数:217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8 ] |[阅读次数:201 ]
  •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吴林海;吕煜昕;山丽杰;林闽钢;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2016年09期 v.26;No.193 82-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9K]
    [下载次数:97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97 ]
  • 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陈秀娟;秦沙沙;尹世久;吴林海;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2016年09期 v.26;No.193 92-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8K]
    [下载次数:119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7 ] |[阅读次数:242 ]
  • 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武汉城市圈规划的经验证据

    余亮亮;蔡银莺;

    "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兼具区域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制的功能,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力政策工具,而各地普遍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能否促进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待实证检验。以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为例,本文利用2002-2012年间湖北省74个县(市、市辖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土空间规划显著地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对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市辖区和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分别提高市辖区和县(市)级GDP增长率2.4和1.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对研究方法的匹配技术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实施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武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相邻市、县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推动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对目前广泛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鉴于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市辖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县或县级市,今后规划政策的调整要在保持重点开发区域整体经济不断提升的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空间规划的实施导致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要逐渐形成其规模集聚效应,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转移提供基础,进而带动整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2016年09期 v.26;No.193 101-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K]
    [下载次数:23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0 ] |[阅读次数:276 ]
  • 区域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

    秦志琴;郭文炯;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2016年09期 v.26;No.193 110-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40K]
    [下载次数:13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239 ]
  •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朱庄瑞;藏波;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2016年09期 v.26;No.193 116-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3K]
    [下载次数:125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3 ] |[阅读次数:289 ]
  • 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中国OFDI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聂飞;刘海云;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要想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作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尤其需要"因势利导"加快传统产业资本输出,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结构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则应在工业化过程中,注意避免沦为高碳产业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2016年09期 v.26;No.193 123-1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K]
    [下载次数:24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3 ] |[阅读次数:302 ]
  •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王红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构建起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四维一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针对不同政策类型工具的有效性,很多学者已经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其中某一种工具的治理效果,同时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效果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首次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下的相对贡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仍然是当前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公众参与型工具和自愿行动型工具的有效性相对较差。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更需要加大环保执法投入,提升环保执法的主动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更加弹性化的排污收费标准和更为严格的排污惩罚制度,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更广泛地实施;再次,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公众的参与成本,使得社会公众能更加便捷地参与环境治理;最后,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发起自愿性环保项目,对于推动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环保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加强居民、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社会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充分运用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公众参与、自愿行动等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治理措施,形成一个有机、有序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所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6年09期 v.26;No.193 132-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下载次数:80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08 ] |[阅读次数:230 ]
  • 基于央地分权视角的环境规制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姜珂;游达明;

    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2016年09期 v.26;No.193 139-1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74K]
    [下载次数:34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2 ] |[阅读次数:256 ]
  • 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因素分解

    罗良文;梁圣蓉;

    本文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下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构建了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指标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分别计算出两个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再通过DEA法测算各区域工业企业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进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开发阶段,考虑环境因素比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效率要低,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三大区域绿色技术开发效率差距悬殊。2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中和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3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偏低,而纯技术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区域差距悬殊且存在继续扩大的风险,中、西部地区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方面均有很大提升空间。4辽宁、河北、黑龙江、新疆、山西、内蒙古、云南、青海等区域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安徽、吉林、江西、广西等区域则要注重减少资源冗余,宁夏、甘肃则既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还要注意较少资源冗余。未来,中国应该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污染指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发挥东部地区引领作用,缩小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因地制宜,根据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绿色技术开发、清洁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2016年09期 v.26;No.193 149-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6K]
    [下载次数:978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59 ] |[阅读次数:360 ]
  • 基于市场表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剖析

    李苏秀;刘颖琦;王静宇;张雷;

    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应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之一,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提出了多项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将产业发展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文章在梳理和分类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层面)、全面展示产业政策的时间演进与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应用产业链分析的方法,按照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顺序,选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专利数据、产销量数据和商业模式等指标,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表现与政策进行关联,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表现与产业政策关联分析框架。然后,在搜集相关市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该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专利、产销量和商业模式三个方面对市场表现和产业政策的关联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发现随着产业政策数量与力度的增加,三个方面的市场表现整体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且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方向与发展路径均与政策导向基本一致。最后,文章对推广应用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变化和影响进行了相关讨论,讨论结果表明随着两项典型政策调整与退坡,国家逐步释放市场信号,显示出政策支持形式与内容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体现出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的重视。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政策体系与市场表现之间存在强关联关系,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专利、产品产销量、以及商业模式等市场表现方面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占据产业发展新方向将成为产业下一步重点关注的方向。

    2016年09期 v.26;No.193 158-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0K]
    [下载次数:138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91 ] |[阅读次数:519 ]
  • 生态景观质量的游客感知及支付意愿评价——以福友休闲农场为例

    范水生;邱生荣;林锦彬;苏宝财;杨铭;黄炳文;

    在近年来国内休闲农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缺乏对其非使用价值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出现了高速增长与效果欠佳的矛盾,如何科学评价休闲农场开发的非使用价值,对于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是国内外评估非使用价值和支付意愿较为成熟的方法,但尚未用于对具有"三产融合"和"三生一体"特性的休闲农场的评估,本研究以福建开发较为成熟的长泰福友休闲农场为研究取样点,采用该方法探究游客对休闲农场生态景观质量的感知水平及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的下限为18.26元,支付上限为23.10元,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景观保护的支付意愿为96.45万元/年;提供便捷的支付渠道和公开资金的使用途径能有效提升游客购买生态景观保护价值的支付意愿;农场空气的好坏、农场的生态体验设计、农场的田园功能分区在主题设计、耕作体验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创新程度对游客生态保护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于大部分拥有一定农场阅历但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不足的游客,在便捷的支付手段和珍稀植物品种的吸引下,更倾向于形成较低水平的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而那些文化素质较高,特别是拥有农场、生态相关领域研究背景,对于农场生态功能性、体验养生内容拥有一定认知的游客,则愿意在更高的价格水平支付农场的生态保护价值。

    2016年09期 v.26;No.193 167-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9K]
    [下载次数:144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9 ] |[阅读次数:269 ]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