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家华;
碳排放权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效率配置,有理论与实践支撑。"碳排放"作为一种"恶品",需要不断压缩或定额管控,与"善品"有着本质不同。因而,"碳排放"市场交易有着固有的困境。在国内碳市场构建中,困境还会得到强化。因为,1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存在多重博弈,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重因素的制约,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2"碳"的核算从属于能源,并不完全独立,是一种具有被动属性的交易品,企业的选择与能效和节能关联,则"用能权"和"碳排放权"重叠。由于碳作为交易品的从属和被动属性,企业的经营决策的碳约束可能被弱化或边缘化,对消费者的价格信号部分失真。3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但是从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和国内的试点看,这一系统则是相对封闭的。4如果说高碳产品低品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而对企业有所约束,而城市基础设施锁定的碳,其成本只能由全社会担承,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得不到实际体现。5用能权和碳排放权有可能一体兼容,但是,碳交易的市场激励传递受到一些体制性因素的约束而失效。因此,中国的碳交易体系构建,需要在顶层设计中考虑碳排放的属性特点,拓展碳排放交易的市场空间。首先,在认知上将"碳交易"从约束变为一种机遇。其次,国家需要将碳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效率配置和有效管控。再次,建立发展导向的碳交易市场,拓展碳市场规模。如纳入森林碳汇,碳市场与生态补偿相关联。最后,鼓励净零碳城市建设。
2016年08期 v.26;No.192 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K] [下载次数：51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61 ] |[阅读次数：193 ] - 巢清尘;
科学研究和评估工作推动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并加大了各国行动力度。更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和深化,区域甚至次国家级层面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2℃温控目标的实现已然成为共识,政策协调与集成及相关政策在不同领域的协同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在四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和采取行动:1加强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工作,围绕与实现温升控制1.5℃、土地利用、海洋以及城市相关问题开展专题研究。2加强国内绿色低碳转型和国际谈判的战略研究。3构建气候服务体系,以灾害风险管理为抓手,提升气候变化适应水平。4通过构建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变革,加快推进国内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2016年08期 v.26;No.192 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K] [下载次数：56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0 ] |[阅读次数：185 ] - 陈波;孟萌;
拍卖作为一种有偿分配机制已经确立为我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拍卖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排放权拍卖理论以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并没有将企业预算和交易策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同时对于拍卖收入资金的再分配方法缺乏可行的指导。本文将企业的成本约束(或预算)作为一个因素引入,提出了最优拍卖数量模型以及基于双重红利思想的资金再分配模型。分析表明最优拍卖数量由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和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决定,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则取决于排放的不确定性水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的企业,其承受的拍卖成本随着拍卖价格增长越快,这可能导致减排空间小的企业承担的拍卖成本增长过高,从而产生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轮竞价的资金分配策略,根据企业参加拍卖的投标情况间接评估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最后以广东碳市场为例,从市场结构、履约成本、市场价格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拍卖对碳市场的影响以及最优参数的选择策略。广东的经验为拍卖机制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引入拍卖机制可以快速建立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由于历史法的不可靠,拍卖会将履约成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加剧市场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拍卖收入资金的循环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短期内拍卖底价是政府建立市场预期的辅助工具,是在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过渡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二级市场的成熟,底价政策应该逐渐放松或退出,建立起一级市场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
2016年08期 v.26;No.192 10-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K] [下载次数：75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89 ] - 徐莹莹;綦良群;
为了探究低碳经济情境下潜在技术创新采纳企业的微观决策互动机制涌现的企业集群宏观扩散现象,利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方法,将无标度网络视为扩散载体,通过建立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下潜在采纳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决策及扩散模型,运用Matlab软件仿真研究微观层面因素对宏观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下只有当企业采纳低碳技术创新增加的收益大于投入时,网络才能演化至扩散深度为100%的稳定状态,实现企业集群内低碳技术创新的完全扩散;网络规模对扩散速度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扩散速度越慢;实施碳税、投入补贴和惩罚措施三种规制手段均能有效提高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网络规模越大碳税的推动作用越显著,相反,规模越小的网络对补贴力度的敏感性越强,而不同规模的网络对罚款力度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研究对推进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及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企业间的策略学习对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有重要影响,在企业集群中应培养核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观念,使其作为"意见领袖"影响其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策略;第二,政府作为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部门应为采纳低碳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补贴、依据碳排放量收缴碳税及惩罚不实施低碳生产企业等规制措施;第三,政府部门应根据发展阶段把握规制方式和力度,初期以补贴措施为主,随着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逐渐增大降低补贴力度,同时提高碳税税率,另惩罚措施应在推进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全过程中广泛实施。
2016年08期 v.26;No.192 16-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75K] [下载次数：384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6 ] |[阅读次数：241 ] - 薛雅伟;张在旭;李宏勋;栾俊毓;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2016年08期 v.26;No.192 25-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下载次数：170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3 ] |[阅读次数：307 ] - 周绍杰;刘生龙;胡鞍钢;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2016年08期 v.26;No.192 34-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K] [下载次数：16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1 ] |[阅读次数：211 ] - 齐天宇;张希良;何建坤;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研究低碳政策对能源经济系统影响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低碳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拓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发展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模型平台。我国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中国本土与国内区域,而在全球尺度上的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伴随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本文对当前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全球CGE模型的主要作用与特点做出评价,并对典型模型进行比较,在介绍了模型优缺点的基础上对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发展趋势与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全球模型给出具体建议。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政策评估的主要优点是评估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根据相关理论判断模型结果是否合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结果做出基于经济规律的解释;以及能源与经济系统整体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源经济CGE模型主要争议性问题包括结果依赖大量参数且参数取值不稳健,以及模型假设过于理想且技术表达抽象。当前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的关键问题与主要趋向包括:关键参数的实证研究与准确校核、经济系统异质化与细节化描述、技术细节表述与内生化变革以及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条件建模。建议中国开发全球模型应充分借鉴全球先进模型开发的基础与经验,在当前全球模型主流框架下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在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表述的改进,同时注重模型基础数据的整理与重要参数的校核。
2016年08期 v.26;No.192 42-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K] [下载次数：26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0 ] |[阅读次数：255 ] - 吴士炜;汪小勤;
本研究基于阿玛蒂亚·森(Sen)可行能力理论,运用2008-2013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采取模糊数学理论与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测度中国社会福利指数。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指数差异性较大,其波动呈不规则趋势,且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呈脱钩状况。第二,计算MI与GC指数发现,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指数存在空间集聚与扩散现象。第三,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社会福利指数存在时滞性,且城镇化率与外贸出口占比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对社会福利影响力相对较低。鉴于此,为有效提高中国社会福利,使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二者相匹配,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学术界应改变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思维体系,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功能自由与能力自由两方面。其次,各地区应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减少"以邻为壑"现象,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最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理念,加大民生与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进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2016年08期 v.26;No.192 49-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K] [下载次数：205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8 ] |[阅读次数：230 ] - 李雪娇;何爱平;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别剖析了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在污染问题中的行为选择,解释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污染转移所导致的利益悖论,并对悖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进而提出城乡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城乡污染转移表面上看是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的限制,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环境利益;乡镇企业和污染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加快了城乡污染转移;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区域利益所采取的重城市轻乡村战略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助力。事实上,城乡污染转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转移到农村的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进而损害城乡人力资本,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扩大城乡差距,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有悖于环境的公平。认为:经济主体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城乡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监管缺位是造成污染转移悖论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对策建议: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整合城乡,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
2016年08期 v.26;No.192 56-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K] [下载次数：118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6 ] |[阅读次数：191 ] - 崔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2016年08期 v.26;No.192 63-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K] [下载次数：259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5 ] |[阅读次数：194 ] - 何兴邦;周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2016年08期 v.26;No.192 70-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K] [下载次数：119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98 ] - 刘殿国;郭静如;
基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和社会嵌入性理论,概括了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社会嵌入性的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以资源环境经济因素为层一变量,以社会嵌入性因素为层二变量,运用多层统计模型解决了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利用中国省域的1998年到2013年每个省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用水量、污染排放指数、国内总产值数据,基于超效DEA方法,测算了中国省域的环境效率;实证分析了嵌入性视角下中国省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之间的环境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环境效率的整体差异中,高达90%的份额是由各省环境效率的社会嵌入性不同造成的。显著性直接影响因素为:人均GDP、物流关系嵌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第二产业比重、节能性政治嵌入负向影响环境效率;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自然保护性政治嵌入增加将削弱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资金流关系嵌入增加将加强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既是显著性直接影响又是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认知嵌入既能直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又能削弱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资源环境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场景因素(嵌入性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且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效率的长期稳定提高。此外,本文也是建立适合社会嵌入性理论实证分析方法的一种尝试,实证结果有助于改善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嵌入性理论缺乏实证分析的局面。
2016年08期 v.26;No.192 79-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K] [下载次数：219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7 ] |[阅读次数：313 ] - 张丽娜;吴凤平;王丹;
省区初始排污权配置具有多阶段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特征。面向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约束,根据省区初始排污权配置的基本假设,引入区间数和随机数来描述不确定性信息,以因省区初始排污权配置产生的经济效益为第1个阶段,以因承担减排责任而可能产生的治污损失为第2个阶段,设计实现流域经济效益最优的目标函数,并以配置结果能够体现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连续性为约束条件,构建基于纳污能力控制的省区初始排污权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ITSP)配置模型,分水污染物类别确定不同减排情形下的省区初始排污权配置方案。在三种减排情形下,2020年太湖流域各省区的初始排污权配置结果表明:1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COD初始排污权配置区间量没有明显变化,其NH3-N和TP初始排污权配置区间量总体呈上升或递增趋势;2太湖流域各省区因初始排污权的配置产生的总体经济效益最优区间数分别为[335.35,399.75]亿元、[336.63,401.11]亿元和[339.08,402.74]亿元,最优区间数的下限值、上限值及期望值总体呈上升或递增趋势。分类确定不同减排情形下的配置方案,并提出方案实施的政策建议,为排污权配置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决策空间。
2016年08期 v.26;No.192 88-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K] [下载次数：37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 ] |[阅读次数：277 ] - 江激宇;张士云;李博伟;丁志超;
种粮大户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是否存在盲目性?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问题,也关乎到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策等重大问题。本文基于2015年1月和8月对安徽省种粮大户的两次实地调研数据,建立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ISM),检验种粮大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是否存在盲目性并探寻导致规模扩张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种粮大户扩大规模意愿强烈,且在不同农户间扩张意愿差异显著;影响其扩大规模意愿及意愿强度的浅层次因素为农户借贷能力,其中,民间借贷途径、正规金融贷款经验对扩大规模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中层次因素为家庭资源禀赋,其中家庭资本禀赋不足对农户扩大规模意愿及强度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扩大规模意愿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深层次因素为同行态度、家人态度、政策激励等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同行态度、家人态度、获得荣誉称号、获得物质奖励等因素对扩大规模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研究结果表明,种粮大户规模扩展意愿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究其原因:一是种粮大户强烈的逐利动机和较强的风险偏好,农户几乎完全褪去生计生产者的身份,家庭资源不足使得农户依赖于借贷满足扩大生产意愿,表现出对债务风险的偏好;二是粮食生产规模化进程中同行、家人的主观规范及一味求快贪大的行业政策激励导向。鉴于此,应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培训,提升种粮大户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水平;建立粮食生产适度规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调整政策导向、行业导向和舆论导向以抑制种粮大户的盲目扩张行为。
2016年08期 v.26;No.192 97-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K] [下载次数：13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4 ] |[阅读次数：167 ] - 纪月清;熊皛白;刘华;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告罄,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特征之一,土地细碎化是否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呢?为回答这个研究疑问,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可能路径及其依据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数据描述表明,纵向来看中国耕地细碎化和种植多样化的程度一直在降低,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持续增加,意味着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然而,横向分组对比来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或劳动力其土地细碎化程度更高。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农户非农劳动供给的double-hurdle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与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还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劳动力就业选择的Mprobit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既降低劳动力兼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降低了全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且对后者的作用更大。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土地细碎化的不利一面正越来越突出;现在土地细碎化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可以观察到一些涌现出来的削减土地细碎化的措施,例如,集体土地重新分配中新规则、通过土地租赁市场的置换合并或整片流转等。政府可以为上述转变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也可以补贴或直接投资农村的土地整理项目。目前正在推广的承包地确权制度倾向于固化土地细碎化产权,后确权时代如何削减细碎化有待进行政策讨论。
2016年08期 v.26;No.192 105-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K] [下载次数：266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1 ] |[阅读次数：369 ] - 尚旭东;常倩;王士权;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今后谁来种粮、发展现代农业所衍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现象,有其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并能在短期内带来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向预期。但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很难"合意"其政策目标,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1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数据和资料,对政府主导行为对流转市场的分割、价格机制的作用,承包户询价逻辑的激励及短期平均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构建Translog形式成本函数,对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下的农地经营"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和估计。结果显示:1政府行为放大需求弹性诱致"地租乘数"促使流转价格溢价;2政府介入流转扭曲了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将原本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均衡变为有利于"卖方垄断"的供需失衡;3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后基于"劳动力双重成本负担"的询价逻辑又助推了流转溢价的"棘轮效应";4依靠政府主导流转而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规模农地经营,其成本弹性未显现可预期的小于1,即未出现规模效益与成本随规模扩张递减。政府行为与政策效应背离,有其深层次的认识误区及其行为逻辑谬误。表现在:一是错误认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直接原因;二是执拗相信只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其主因;三是渴望借助农机替代劳动力进而实现规模效应和收益最大化,试图套用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是其动因所在;四是政府行为扰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造成政策效应失灵。
2016年08期 v.26;No.192 116-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K] [下载次数：134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6 ] |[阅读次数：315 ] - 匡远凤;詹万明;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2016年08期 v.26;No.192 125-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0K] [下载次数：7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428 ] - 王成新;王波涛;王翔宇;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2016年08期 v.26;No.192 135-1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K] [下载次数：22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2 ] |[阅读次数：261 ] - 孙钰;黄慧霞;姚鹏;
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支撑体系和物质载体,提高它的利用效益已经成为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资金的投入对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分配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地投资给不同的城市建设企业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根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环境的模糊性,通过使用三角模糊数,在引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建立了基于模糊环境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使得在给定风险最大容忍水平的前提下,追求政府资金收益最大化。本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运用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中,在考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2000-2013年的最优投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一直将北京作为重点投资城市,在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其它三市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少,并在2012-2013年期间北京的投资比率达到了64.41%,这对天津和重庆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2012-2013年期间天津的投资比率降到了5.22%。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的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一直占有相当的优势,加上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的投资比例在2000-2011年期间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综上可见,北京和上海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为了全面加快城市建设,应该在抓重点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2016年08期 v.26;No.192 142-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K] [下载次数：64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176 ] - 黄祖辉;钟颖琦;王晓莉;
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为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多种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主要表现在过量使用高毒农药、施用过程中不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上,如何针对农户不同的施药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达到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国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别回归了不同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不遵守施药间隔期的行为以及在施药过程中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但对农户在施药过程中是否阅读标签说明的规范效果不佳;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的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但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不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农产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为农户提供农药施用技术培训;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能有效弥补命令控制政策的监管漏洞,从而更有效的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因此要建立激励惩罚机制,对使用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高污染、高毒农药的行为进行征税,充分发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2016年08期 v.26;No.192 148-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K] [下载次数：328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58 ] |[阅读次数：175 ] - 王建华;王思瑶;山丽杰;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普遍持担忧态度。相对于多主体监管的城市而言,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既突出又复杂,农村食品安全消费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担忧度的异质性,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缺乏必要的地区针对性,有些政策甚至在部分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监管中无所适从,从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有研究大都是以整体的宏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未将空间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弱化了区域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与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省市农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性分析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整体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主要的热点省份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说明在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地区紧迫性和针对性,应有重点的针对相关热点城市进行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相适宜的治理措施。接下来,基于实证结果分析造成各区域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各区域不同现实情况,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政府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切实落实"因地制宜"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等。
2016年08期 v.26;No.192 156-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63K] [下载次数：82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214 ] - 李艳云;吴林海;浦徐进;林闽刚;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2016年08期 v.26;No.192 167-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K] [下载次数：128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1 ] |[阅读次数：228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