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领;胡孝楠;陈罗烨;
在梳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生态农业的概念进行了溯源与辨析,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农业综合评估指标选取和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思路,将现有评估体系归纳为EES框架及其拓展和PSR、DSR模型两类,对评估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指标进行了频度统计、讨论和中外对比。概括了当前研究中采用的权重确定与综合评估的主要方法并进行了优缺点比较。从农业特征、空间尺度、时间跨度等角度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类与总结。研究比较发现,国内生态农业评估在实际指标的选取中,往往将数据易得性放在首要位置,而缺乏对指标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和指标合理性、有效性的审视,指标体系构建缺乏代表性和概括性。此外,在对生态概念的理解上,现有评估体系对农业生产环节的生态影响挖掘的并不深刻,对石油消耗、电力消耗尤其是碳排放等重要的间接生态影响存在遗漏。最后,针对现有农业生态评估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六方面的建议:1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考察我国和各地区的生态农业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应当将农业碳汇/碳源的测度和评估纳入到生态农业综合评估体系中;2评估时应当把握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3重视对农业生态模式和类型的辨识;4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作为指标体系设计的基石,避免直接移植国外文献中的指标体系;5注重综合评估的案例导向性,并结合多源异构数据的优势来提高评估准确度;6注重对生态农业发展和变迁情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考量,提高评估的空间尺度和时间跨度。
2016年06期 v.26;No.190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K] [下载次数：167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5 ] |[阅读次数：315 ] - 王宝义;张卫国;
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对于促进农业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1993—2013年农业投入产出相关数据,采用劳动、土地、化肥、农药、农膜、机械动力、灌溉、役畜八类投入指标,农业碳排放和农业污染两类非期望产出指标以及农业总产值作为期望产出指标,利用SBM-Undesirable扩展模型测算全国、东中西、八经济区及省际农业(种植业)生态效率,并分解无效率项。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现"降-升-降-升"平缓右偏型"W"结构,总体上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趋于提升;2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和八大经济区农业生态效率总体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但又各具特点,三区域中东部地区差异较大,八经济区中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差异较大;3省际农业生态效率总体上也存在差别,农业生态效率总体较高的省份既有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贵州、新疆等经济落后地区。从效率损失结构来看,农业生态效率损失总体上主要是由投入冗余和非期望产出冗余导致的,但投入和非期望产出冗余内部结构又存在诸多不同。总体而言,化肥、农药、农膜过度使用及其负面作用在较多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实质是平衡农业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者的关系,提升农业生态效率,促进农业生态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农业生态效率评价中,要基于资源禀赋现实、基于要素替代关系、基于生态负面影响等,结合地区发展现实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相应调整,有区别地促进农业生态化发展。
2016年06期 v.26;No.190 1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K] [下载次数：628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03 ] |[阅读次数：535 ] - 谢里;王瑾瑾;
运用多种DEA模型与Gini准则相结合的方法,采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数据,对中国及其各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及其所属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排名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如综合绩效值由2.184上升至2.824,表明全国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从而促进了全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提高;从分区域来看,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存在地区差异,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地区是东北,年均值为2.502,西北次之,年均值为2.385,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绩效值相对偏低;进一步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逐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有部分省市,如辽宁、河北和山西等,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偏低,甚至低于该省市所在地区的平均绩效值,这不仅反映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较低,而且表明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高低制约着其所在地区农村整体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不同,农村绿色发展的绩效值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研究结果,在今后我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大绿色资源的投入,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村绿色劳动力的投入,确保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绿色技术水平,为农村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技术条件,以此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绿色绩效的进一步提高。
2016年06期 v.26;No.190 20-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8K] [下载次数：226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2 ] |[阅读次数：179 ] - 董锁成;于会录;李宇;李泽红;李飞;李富佳;
工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领域,工业节能则是衡量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同的工业行业的能耗效率是不一样的,优化工业结构即增加能耗效率高的行业的比重而降低能耗效率低的行业的比重会产生一定的节能效果;提高工业行业的能耗效率能够产生明显的节能效果,而科技进步则是提高能耗效率的主要途径。循环经济的外部性原理说明,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因为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经济活动主体缺乏投资热情,这类经济活动会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的现象。工业节能如果是存在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则也会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现象。工业节能的正外部性会表现在工业节能和工业的利润总额之间的关系上,即工业节能并不能促进工业利润总额的增长,两者甚至会有负相关关系。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节能效果以及工业节能和工业利润总额的关系。方便起见,将工业节能的途径区分为结构调整节能和循环经济节能两类,分别探讨两类途径对中国工业节能的作用。依据循环经济与科技变革之间的关系,将工业行业分为A类循环经济行业和B类循环经济行业,并推断A类行业的节能量同利润总额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B类则呈负相关,进而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技术验证上述论断。如果工业节能具有正外部性,则B类循环经济行业应该明显多于A类。研究结果表明:从2006年至2013年,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节能效果非常微弱,中国工业节能主要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而取得的;循环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大多数行业的节能量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A类和B类工业行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动力存在明显差异;科技进步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本研究建议,政府在推进工业节能工作的时候,应实施有差别的产业政策,相比于A类循环经济行业,对B类循环经济行业应给予更多政策优惠;提供循环经济补助资金和发展循环经济公共技术是提高工业节能效果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
2016年06期 v.26;No.190 27-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K] [下载次数：120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203 ] - 卢丽文;宋德勇;李小帆;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效率体系,并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效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投入产出的冗余度与不足度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率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绿色效率不高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共同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2016年06期 v.26;No.190 35-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6K] [下载次数：73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43 ] |[阅读次数：224 ] - 李虹;张希源;
科技创新和低碳环保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如何有效推动区域生态创新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低碳环保创新视角构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选用2005-2013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度进行测评,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政府、市场、区域三个层面对生态创新协同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协同度测度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生态创新协同度在[-0.05,0.3]之间震荡,协同度水平较低,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度增长速度存在空间差异,长三角增长速度最快,珠三角次之,京津冀增长最慢,原因在于河北省的生态创新协同度较低,京津冀区域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三大城市群协同度变化在时间上具有一致趋势。协同度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政府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支持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政府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区域生态创新协同水平。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应积极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加强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建立生态创新产业链,鼓励绿色创新产业的发展,以科技创新拉动生态效益的改善,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为绿色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消除障碍,促进城市群形成生态创新协同机制并对全国各省市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2016年06期 v.26;No.190 43-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K] [下载次数：57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2 ] |[阅读次数：327 ] - 李宁;陈利根;刘芳铭;
文章通过构建产权细分、市场发展与租值界定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农地产权变迁呈现出结构细分特征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国家由于农地租值耗散而对农地产权结构管制的放松,构成了农地产权结构逐渐细分的前提与背景;2农地产权变迁与市场形成的互动发展过程,使得农地产权界定出每个阶段的农地租值,进而表现出"收益权-使用权"再到"收益权-使用权-处分权"的结构细分特征,并且每一次的农地产权结构细分都是包含既有产权内容的"螺旋式上升"。在理论上揭示出:如何有效界定农地租值是农地产权界定是否有效的关键,而农产品和农地要素市场作为发现并最大化租值的过程与场所,其自身形态的变动与农地产权结构的细分存在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由此构成农地产权结构逐渐有效细分的关键。据此文章建议继续放松农地产权与市场双重管制,以市场自发交易的形式探索农地产权改革,实现农地产权结构进一步细分。
2016年06期 v.26;No.190 52-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K] [下载次数：70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79 ] - 刘同山;
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部分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了上述进程。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可能对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直接产生正负两种作用,还可能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民的退地意愿。为了考察当前我国农民的农村土地退出意愿以及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九县(市、区)62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且对不同的退出方式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利用上述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村承包地退出划分为"换工资收入"、"直接出售"和"被政府征用"三种具体方式,通过构建mv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使用比例的提高会强化农民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而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提升,则会抑制其直接出售承包地或用之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整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弃地进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非农就业是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中介变量,但它对退地意愿的作用不显著。成员非农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家庭,更愿意以一次性卖断(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承包地。为了避免陷入"日韩陷阱",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市民化,需要实施农民的承包地退出制度,尽快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进城农户彻底放弃农村土地提供制度出口。
2016年06期 v.26;No.190 62-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K] [下载次数：213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1 ] |[阅读次数：158 ] - 吴云青;罗倩;密长林;蔡为民;刘瑶;
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2016年06期 v.26;No.190 69-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K] [下载次数：9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4 ] |[阅读次数：181 ] - 张建;诸培新;王敏;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2016年06期 v.26;No.190 75-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K] [下载次数：278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2 ] |[阅读次数：244 ] - 宋文飞;李国平;韩先锋;杨永莲;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失地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是农民土地权益损失背后的利益失衡问题。失地利益失衡问题折射了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土地产权管制造成土地价格扭曲,进而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此,本文引入"产权公共域"思想,对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矛盾进行了理论机理剖析。在分析中指出,政府在产权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由于"私利"或认知的缺陷往往会使得法律产权偏离现实的经济产权结构。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有着较强的政府干预性,农民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上受到一系列约束。典型的事实是农民建设用地增值收益权、土地生态产权的界定缺失。在土地产权管制下,农民不能根据土地用途进行机会成本定价,获得土地最优价格,产生土地"级差租金"利益的损失,这形成了租金供给不能满足租金需求的现实矛盾。着眼于此,基于租金供求视角对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的理论机理进行剖析。在模型分析中,结合中国现实失地的特点,将"租金"的意义一般化,除土地因素外,将人口因素也纳入租金供求均衡系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地"产权公共域"下失地利益失衡的作用路径。通过理论演绎,本文指出租金供求失衡的三个主要原因:农民获得土地租金低,租金供给不能满足当代人及人口增长带来的基本需求、失地形成的劳动力"过剩"、租金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的"反馈效应"。本文进一步提出失地补偿应以最优租金价格为准绳、多种渠道吸纳劳动力,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和辩证看待政府在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政策建议。
2016年06期 v.26;No.190 84-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下载次数：80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78 ] - 杨果;陈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农业呈现集约化发展,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但是其自身没有发展低碳农业的动力。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视角,设计政府激励和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低碳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促使其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评价标准,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方面比经济效益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而不确定性程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结果的可观测性呈负相关关系,固碳减排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无限大的时候,其激励强度趋于0;在政府的补贴过程中,成本系数越高、绝对风险率越高和不确定因素越多,则政府的激励契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就越低,需要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方面的激励强度;政府对经济效益的最优激励因子与其绝对风险规避呈正向相关,因此政府在对处于高风险规避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高的激励,而对于风险规避率较低的处于成熟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低的激励。最后对结论进行整理,并作出实际的解释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016年06期 v.26;No.190 94-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K] [下载次数：158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8 ] |[阅读次数：196 ] - 郭红欣;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2016年06期 v.26;No.190 100-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K] [下载次数：14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8 ] |[阅读次数：216 ] - 陆远权;张德钢;
中国有着庞大的环境管理队伍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科学的环境管理制度以及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将深刻改变碳排放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于这些影响碳排放的体制性因素既缺乏足够的理论分析也缺乏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环境分权和市场分割影响碳排放的理论机理,并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进一步地,本文以环境管理人员在不同层级政府的配置衡量环境分权度,以相对价格法衡量市场分割程度,基于199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实证层面检验了环境分权和市场分割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环境分权和市场分割都显著地加剧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分权的环境管理体制安排扭曲了激励,无法对碳排放形成真实有效的约束,而市场分割则恶化了碳排放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同时,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对碳排放的共同影响作用上存在互补效应,即环境分权程度越高,市场分割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效应越大,反之,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效应也越大。这主要是由于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一对互补的策略行为,在环境分权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分割的能力越强,而在市场分割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争取环境事务管理权的动力越强。因此,在既定的碳排放约束下,中央政府一方面需要适度集中环境事务管理权限,进一步优化环境事务管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队伍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配置,提高对碳排放的管控效率,另一方面需要打通省际壁垒,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化碳排放的区域配置,提高碳排放效率。
2016年06期 v.26;No.190 107-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K] [下载次数：26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6 ] |[阅读次数：341 ] - 盛济川;曹杰;苗壮;
减少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REDD+)项目旨在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方法和积极的激励措施,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砍伐和森林退化,同时还包括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以及增加森林碳信用。在REDD+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碳减排量的准确监测与度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而不确定性问题的普遍存在将可能对碳减排量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REDD+项目开发商和代理人两个博弈者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动态博弈模型的仿真研究,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利益相关者收益以及森林碳减排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会使得森林碳减排量增加,以弥补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低估量。同时,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导致碳排放量的补偿支付价格增长。由于不确定性只会对代理人补贴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开发商补贴,因而向开发商提高补贴更能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利润增加。并且不确定性越大效果越明显,因此在未来向开发商而非代理人提供补贴才是政策制定者的最佳选择。由于REDD+项目中除了能给开发商和代理人带来收益之外,还以可以增进全社会环境和生态福利水平,而这种外部收益在"森林碳信用"的市场价格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为REDD+项目提供经济激励以弥补这种外部收益。政策制定者选用补贴模式时应优先考虑基于开发商补贴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为保证资金被完全用于REDD+的项目之中,并被负责任地按照预期目标使用,因此需要建立能满足国际标准的良好财政治理机制以预防腐败和欺诈,促进REDD+项目的成功实施。
2016年06期 v.26;No.190 116-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K] [下载次数：4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99 ] - 王珂英;张鸿武;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16年06期 v.26;No.190 122-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K] [下载次数：199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1 ] |[阅读次数：229 ] - 钟美瑞;曾安琪;黄健柏;朱学红;王叶;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2016年06期 v.26;No.190 130-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2K] [下载次数：96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284 ] - 张璐;杜宏茹;雷加强;夏富强;霍金炜;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2016年06期 v.26;No.190 139-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K] [下载次数：137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4 ] |[阅读次数：212 ] - 吴开松;张雄;
本文以2007-2014年民族八省区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理论,将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概括为各类资源要素投入进而得到相应产出的过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数,进一步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区域间差异性显著,在时间序列上大部分省区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云南、广西和贵州主要受资本和资源要素过度投入影响,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逐年下降;新疆和宁夏两省区主要受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外流影响,导致第二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数呈一定的下降趋势;通过优化路径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的投入要素优化存在巨大空间。
2016年06期 v.26;No.190 148-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K] [下载次数：7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88 ] - 闫志明;蒲春玲;孟梅;戴健;刘志有;贾翔;陶崇鑫;
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供给与日趋上升的用地需求矛盾日益凸现。农地非农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难度加大。城郊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衔接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受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制约的双重影响,基本农田保护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研究靶区,充分利用高新区(新市区)二轮土地调查、土地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等数据和图库资料,以GIS技术作为分析工具和手段,在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与立地条件,结合高新区(新市区)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产业用地划定及布局等条件因素,对高新区(新市区)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与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衔接进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为区域协调耕地保护寻求路径。
2016年06期 v.26;No.190 155-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K] [下载次数：50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7 ] |[阅读次数：213 ] - 王英;单德朋;郑长德;
旅游发展能够有效匹配贫困人口的资源禀赋,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支撑。为更好地发挥旅游的减贫效用,本文基于旅游波动和风险管理视角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多样化关联进行了逻辑统一,在使用HP滤波方法测度旅游需求波动的基础上,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2000-2013年中国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旅游波动是影响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国内旅游波动和入境旅游波动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国内旅游波动主要体现为上行波动,能够在增长的稳定预期下,有助于旅游企业和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旅游从业者进行专业化供给,从而有助于减贫。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体现出双门限的非线性特征,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并未能体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越过第一个门限值后,旅游减贫效应开始凸显,但在第二门限值之后,处于第三阶段旅游发展减贫弹性递减。因此,旅游产业具备成为阶段性重要减贫动力来源的潜力,但在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秉持辩证和动态视角,当意识到旅游减贫效应已经步入递减区间时,要进行主动、系统、综合的风险管理。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旅游发展冲击的潜在结果,通过旅游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贫困人口应对风险冲击的韧性,并通过互助、保险等风险应对手段,促进资源在不同风险状态之间的转移,提升旅游减贫绩效。
2016年06期 v.26;No.190 160-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K] [下载次数：146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6 ] |[阅读次数：310 ] - 游士兵;任静儒;赵雨;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的20余年里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然而在城市化主要依靠人口乡城迁移推动的模式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显现。文章通过年龄移算法描述了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发现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概率随年龄的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然后,文章分析了此种年龄模式形成的原因,认为制度是影响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的缓慢性以及路径依赖决定了短期内我国人口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稳定性。基于此,文章预测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年度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低于过去一个时期,对未来10-2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预期未可过于乐观。针对这一结论,文章建议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完善社会融入机制和提升城市化质量。
2016年06期 v.26;No.190 169-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K] [下载次数：159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233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