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梅凤乔;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2016年03期 v.26;No.187 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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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的DEA指标构建

    郭存芝;彭泽怡;丁继强;

    针对层次分析法等常见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存在的不足之处:一定程度地掩盖了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现象,并且评价结果只给出被评价对象的排名,不给出排名较后的被评价对象的排名较后的原因,不能为被评价对象的优化调控提供较为明确的依据,一些学者尝试将DEA方法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但DEA方法的应用,需要对输入与输出指标的设计,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输入、输出指标的综合生成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以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为例,在满足DEA方法的要求的前提下,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为指导,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目的性、理论性、系统性等原则,分输入、输出两类指标,设计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的基于DEA方法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采用主、客观权重相结合的办法生成了DEA输入、输出综合指标,并举例说明指标设计的合理性,尝试为DEA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中的应用提供思路。实例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为无论从输入、输出单项指标来看,还是从输入、输出综合指标来看,被评价为DEA有效的城市的输入指标值相对较小,输出指标值相对较大。相反地,被评价为DEA无效的城市,特别是效率指数较低的城市,输入指标值相对较大,输出指标值相对较小。

    2016年03期 v.26;No.187 9-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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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技术需求及技术转移障碍

    辛秉清;刘云;陈雄;许佳军;陈纪瑛;孙洪;

    为促进我国气候变化适用技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等方式,对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技术需求评估报告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技术需求的重点领域和技术、需求特点和技术转移障碍等。研究发现:1在减缓领域,发展中国家技术需求的优先领域为能源和农业,次优先领域为废弃物处理和工业节能,能源领域的优先方向为能源工业、交通和家用节能,农业领域的优先技术为改进作物管理、养殖废弃物管理、家畜饮食配方改良;2在适应领域,优先领域为农业和水资源,次优先领域为海岸带管理、卫生健康,农业领域的优先技术为作物管理、土地管理、农田水利和节水灌溉、高效牧场和牲畜管理,水资源领域的优先技术为雨水收集利用、供水渗漏控制、城市污水处理与回用、气候监测与预警系统、水井技术;3利用科技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不同类型国家因国情和自然条件不同,其气候变化技术需求也各有侧重,但普遍以成熟适用技术为主,且与本国的优先发展事项紧密关联,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于能力建设的需求十分强烈;4在技术转移的障碍方面,技术受方的障碍包括资金和市场障碍、能力条件障碍、信息障碍、法律政策障碍、知识产权和技术障碍、传统文化和公众意识障碍,技术供方的障碍(以我国为例)包括资金不足,存在多头管理,信息不对称,机构缺乏走出去的意愿等。最后,提出了我国加强气候变化南南科技合作的政策建议。

    2016年03期 v.26;No.187 18-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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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赢目标约束下中国能源结构调整测算

    王建民;杨文培;杨力;

    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因而如何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成为我国能否如期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双赢目标的关键。考虑技术进步的动态条件,基于1991-2013年中国的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我国GDP增长中不同能源要素的贡献率进行了分解,并在2020年实现双赢目标的约束下,对不同能源2014-2020年期间的增长率在技术进步动态条件下进行了估算,分析了实现双赢目标的路径条件。研究结果显示:1综合要素、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等驱动因素1991-2013年期间对GDP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6.38%、13.03%、16.99%、12.00%、21.60%,中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较强;2煤炭、石油、天然气对非化石能源的替代弹性较小,可替代性较差,但非化石能源对煤炭的替代弹性从2007年开始逐步增大,同时,煤炭、石油利用的技术进步慢于非化石能源,这有利于我国双赢目标的实现;3为实现2020年的双赢目标,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2020年的投入量需要比2013年分别增长26.43%、26.92%、57.53%、64.27%,2020年的能源消费结构比例为:0.63∶0.18∶0.07∶0.12,各种能源增长幅度不同,保持平稳调整;4在双赢目标约束条件下,从非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四种能源角度分析了实现该目标的路径条件。从整体上看,在技术进步推动下,到2020年中国可以实现经济年均增长7%、碳排放强度下降44%的双赢目标。

    2016年03期 v.26;No.187 27-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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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基于IO-SDA方法的分析

    顾阿伦;吕志强;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经济结构自身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本文基于1992、1997、2002、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采用IO-SDA方法(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增加值效应、Leontief逆矩阵效应、最终需求效应,从而得到经济结构历史变化对于CO2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能源消耗导致的排放增加主要是最终需求效应与Leontief逆矩阵效应;除2002-2007年,能源强度效应始终为负,且为促进CO2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我国终端能源结构除了1997-2002年得到了优化,其他阶段却一直在朝着高碳化的方向发展。通过构建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和碳排放感应度系数对各个部门的评价结果显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行业大多是高耗能的行业,未来节能减排重点需要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在具体部门层次上应制定有所区别的政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部门应保持一定的比重,不可一味降低,可更多从技术进步方面制定节能政策;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部门可以考虑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改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部门可以在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来尽可能地降低比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第二产业部门及房地产业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部门应大力提高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2016年03期 v.26;No.187 37-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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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通系统碳交易实现途径研究

    张新;马金涛;

    由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移动点源碳排放不同于电力和钢铁等固定排放点源,具有不易于管理和监测的特点,且方法学发展滞后,使得大多数碳排放交易系统未将其纳入早期控排范围。本文分析比较了交通系统碳交易方法学的发展状况,将碳交易项目开发潜在领域归纳为4类:道路交通领域,涉及到的方法学比较复杂,有十几种之多;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主要采取ACM0016和CM-028-V01方法学;航空运输领域,至2014年10月尚未有适用于该领域的方法学获得批准;铁路运输领域,涉及到的方法学主要是AM0101。并分别各领域计算出相应的潜在减排量。分析了交通系统3个碳交易项目案例,其中,已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的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碳开发项目,认可的温室气体清单为:基准线排放量27 078.936 103 t CO2e;项目排放量20 975.456 103 t CO2e;泄露0;项目减排量6 103 t CO2e。已完成碳核查报告的城市燃料替换公共交通项目,第一年减排量计算结果为:基准线排放量218 333 t CO2e;项目排放量158 824 t CO2e;泄露0;项目减排量59 509 t CO2e。正在开发的城市轨道公共交通项目,预计在整个10年的计入期内可以产生减排量2 057 064 t,平均每年205 706 t。基于案例分析,提出在总量控制碳交易试点下的交通系统碳交易项目测量、报告、核查建设要点:1建立交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核算和管理体系。2编制城市交通体系温室气体清单。3参与制定《交通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4建立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和团队,系统化、规范化管理企业能源消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2016年03期 v.26;No.187 46-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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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刘丙泉;程凯;马占新;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2016年03期 v.26;No.187 54-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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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再认识

    钟兴菊;龙少波;

    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探究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议题,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单因素争论拓展到文化背景、政府类型和消费观念等多因素论的讨论,在横向上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体层次的解释,最终形成经典的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社会动力机制。本文通过国内外学者对IPAT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讨梳理发现:模型中的因变量环境影响I以及自变量人口数量P、富裕程度A和技术水平T的内涵、完备性以及分析单位的适用性等方面备受争议。为了克服变量的局限,首先通过分解IPAT模型中T变量,进一步拓展模型中可能被忽略的对环境影响的多重因素;同时为了避免模型中不同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同比例线性变化的局限性,将IPAT模型转化为非线性的STIRPAT随机模型,使各变量值随观察值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为了克服研究中忽视个体对环境影响差异性的不足,以"双重转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少数特权群体对环境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最后面对分析单位以及分析情景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基于"世界体系论"视角突破特定区域时空以国家间互动关系为分析单位对全球环境退化展开讨论。研究表明,IPAT模型的发展演变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逐渐从悲观的"零和"冲突走向协调发展的路径,有利于探索更加有效的举措应对全球复杂而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对新常态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16年03期 v.26;No.187 6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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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傅强;马青;Sodnomdargia Bayanjargal;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2016年03期 v.26;No.187 69-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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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毕茜;于连超;

    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环境税的角度,探讨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2008-2013年的经验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对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了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能够更全面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与最小二乘法使用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表现在:1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投资额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税额的不断提高,企业绿色投资额也会随之提高;2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即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高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呈递减趋势;中间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并呈递增趋势。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1环境税的出台具有积极的意义;2环境税的相关法律制定要注意因企业制宜,考虑企业承担能力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环境税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环境税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2016年03期 v.26;No.187 76-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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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双主体博弈的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稳定性影响研究

    李明全;王奇;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是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任期长短对地方政府是否环境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的稳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两个地方政府非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均衡污染排放量,构建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并讨论两个地方政府采取冷酷战略时彼此合作的临界贴现因子。然后,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讨论了临界贴现因子与任期长短的关系。研究发现,贴现因子高于临界水平是地方政府选择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的任期越长则临界贴现因子越小,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合作稳定性越强。基于此,提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及环境保护终身追责等促进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

    2016年03期 v.26;No.187 83-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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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效应研究

    黄清子;张立;王振振;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但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制约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环保投资能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是复兴丝绸之路经济繁荣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推手。为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效应,进而提供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的决策支持,本文应用2004-2011年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市的数据,构建面板效应模型,测度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总额及投资分项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以及三种环保投资分项(即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自变量;表征经济发展总量、结构、就业的5项指标和表征环境质量的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的5项指标是因变量。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能够有效带动该区域的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就业水平提升,同时有助于该区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三类环保投资分项的经济与环境效应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起主导作用,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效应最差;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市的环保投资效应相差较大,其中四川省环保投资效应最优。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环保投资总量不足,尚未达到环境质量改善所需的国际标准;其二,环保投资结构不合理,即环保投资过于集中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相对较弱;其三,环保投资流向不恰当,表现为环保投资对就业水平提升、产业高级化、能耗控制、固废处置的作用不明显。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的现存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通过政府环保支出引导社会资金流入环保市场,进而加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力度;调整环保投资分项比例,将环保投资向工业污染源治理转移;改善环保投资流向,使其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推动清洁能源使用、提升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综合利用能力等。

    2016年03期 v.26;No.187 89-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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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初探

    季曦;刘洋轩;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的探讨对于推进我国不可再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的形成、指导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科学开发并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有着明确的实际意义。本文在国际通用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性的提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技术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该框架以实现国家矿产资源资产摸底和官员环境绩效评估为目标,函括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原则,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会计要素、相关交易和事项的具体指向,资产负债表的实物量账户和价值量账户的内容和归类,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以及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示意等内容。具体而言:首先,本框架指出了矿产资源核算应坚持复式记账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其次,框架明确了会计主体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即政府),会计要素中的资产指的是由政府辖区控制的矿产资源,负债指的是政府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从生态系统中"借"的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能源资源等)和生态服务(清洁的空气、水循环、气候调节等),这是本框架区别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所在;再次,框架确立了矿产资源开采涉及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并据此设立了五类实物量账户和三类价值量账户,其中特别构建了集"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三位于一体的"生态成本"和"生态负债"账户;最后,框架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以及明确的以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为区分的会计账户,具体展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并形成了最终的资产负债表示意。除此之外,本框架还提供了如何将实物类账户价值化的方法,特别提出了可用资源租金的净现值方法测度没有直接市场价格的非生产性资产的当前价值。该框架虽然是以矿产资源为研究对象,但其基本思路和技术也适用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

    2016年03期 v.26;No.187 100-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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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预警研究

    瞿忠琼;章明;周蕾;

    对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进行预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其入市提供科学的监督和管控。本文以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的结果征兆信息建立其警兆值的评测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惩罚性"变权法确定权重,计算综合模拟指数划分警界区间、确定警度;结合GM(1,1)模型进行警度预测,并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景气信号灯来反映警度,2007-2008年新沂市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兆值为-0.041和0.184,处于紫色预警;2009年警兆值为0.238,处于蓝色预警;2010年警兆值上升到0.649,处于绿色预警;2011-2013年警兆值从0.876提高至0.920,处于红色预警状态。2对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基础权重,得到建设用地转耕地面积(0.08)、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0.084)、地均财政收入(0.083)等的基础权重明显大于其他指标,是制约预警警度的重要因素。3通过"惩罚性"变权研究,得知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下降趋势,说明该指标的重要性递减;第一产业单位面积产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42014-2016年新沂市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预测警兆值是1.566,1.711和2.154,均是红色预警,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持续高热。结论与建议:预警结果能为监测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情况提供依据,对上述重要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将有利于降低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度,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03期 v.26;No.187 109-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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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化改革能提高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吗?

    赵爱栋;马贤磊;曲福田;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土地管理领域的难题,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利用效率是重要努力方向。但目前尚缺乏系统性评估中国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相关研究。本文从地方政府干预工业用地出让市场现实出发构建了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显著提高了我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这种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工业用地市场发育仍处于较低水平,工业用地资源价值并未得到有效显化,导致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总体比较微弱;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出让程序和出让价格的干预,显著降低了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发挥,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干预出让市场对企业用地行为扭曲力度更大,导致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小,东部地区甚至转为负面影响。同时,相比对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干预,地方政府操纵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对企业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认为在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要把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和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生态作为重要方向,把促进工业用地价格向合理资源价值回归作为改革落脚点。

    2016年03期 v.26;No.187 118-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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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张耀宇;陈利根;陈会广;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2016年03期 v.26;No.187 127-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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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彭曦;陈仲常;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2016年03期 v.26;No.187 136-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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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李璐;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2016年03期 v.26;No.187 145-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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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影响研究

    赵丽平;侯德林;王雅鹏;何可;

    我国粮食生产在实现了"十一连增"之后正面临着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挑战,如何实现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以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方向距离函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框架,对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值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阶段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城镇化细分并设置了人口城镇化指标、土地城镇化指标、产业发展城镇化指标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指标,利用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4-2012年城镇化加速期,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度要优于粮食平衡区,但是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环境在逐步恶化,粮食平衡区则在逐步好转;2人口城镇化有利于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提升,对粮食主产区则相反。土地城镇化、产业发展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不利于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3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功能区差异性。

    2016年03期 v.26;No.187 153-1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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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杨柳;朱玉春;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2016年03期 v.26;No.187 163-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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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产品市场化实现路径及二元价格体系

    张英;成杰民;王晓凤;鲁成秀;贺志鹏;

    本文从微观经济学角度阐释生态产品的市场化实现路径及其价格机制。认为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的前提是存在有形的,能够体现劳动价值,可交换的产品实体。鉴于现有研究所讨论的生态产品价值的体现皆源于各环境要素的支撑,因此可将清洁的水、空气、土壤等优质环境要素凝练为生态产品的基本有形载体。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政府提供生态产品的有效路径有三条:创造、维系改善及修复。其中修复路径是现阶段市场化的优先选择方式。通过结合现阶段我国新的环保商业化模式——合同环境服务这一新命题,本文构建了生态产品合同环境服务政府采购的有效市场化路径,即政府通过绩效合同采购第三方环保服务,以综合环境目标为合同标的,通过所采购的一体化环境修复项目实现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在此基础上围绕生态产品价格组成,本文提出生态产品的二元价格体系:指出生态产品买入与卖出的不同经济行为对应着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两种对立的发展模式,这两种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存在正负两种情景。综合考虑生产资料所有者属性,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应采用买入-卖出二元价格体系。买入价格也称保护价格,主要考虑生产成本与利润,生产成本即生态修复项目的费用支出,其中利润是购买者(政府)予以产品生产者(提供修复服务的环保服务商)适当的利润空间,作为该生产者经济行为正外部性的补贴;出让价格也称牺牲价格,包括生产成本、社会成本(外部性成本)、生产资料成本、利润等,其中出让行为价格组成中的社会成本获益是政府,应主要用于支付环境管理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元价格体系中,学者们讨论的生态产品价值与买入价格相关性不大,在数值或更接近出让价格。

    2016年03期 v.26;No.187 171-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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