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数字经济的“降碳增效”效应及其实现路径：来自8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姜玲;胡佳霖;张子略;

  “双碳”目标深度嵌入国家发展格局，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降碳”作用基础上进一步关注“降碳增效”问题，深入挖掘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基于2003—2022年88个国家面板数据，从碳排放和碳生产率两个维度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增效”效应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在国际比较框架下，数字经济的“降碳增效”效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对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而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则呈“U”形关系，拐点值分别为1.146和0.884。(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降碳增效”效应在中高和高收入国家及资源依赖度较低的国家更为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进而间接影响碳排放量与碳生产率。(4)能耗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影响“降碳增效”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强化了非线性效应的平稳性，并推迟了能耗拐点的出现。(5)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具有空间效应，但与对本国的影响相比，其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因此，建议坚持以数字经济引领“降碳增效”的发展理念，推动拐点的提前形成与曲线的持续优化；立足“降碳”与“增效”的协调统一，实现碳排放下降与生产率提升的良性互动；多渠道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

  2025年06期 v.35;No.298 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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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发展缓解碳排放不平等——来自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证据

  孙倩;李国祥;薛进军;

  各地区协同推进低碳转型，是中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补齐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的必然选择。然而，地区间碳排放空间失衡和降碳策略的异质性特征，对全国实现“双碳”目标构成严峻挑战。该研究基于不平等理论，剖析地区间碳排放差异的形成机理，系统解构数字经济缓解地区间碳排放不平等的理论逻辑，通过要素配置效率与偏向性技术进步双重传导路径，揭示其作用机制，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城市间碳排放不平等程度，提升高碳城市的碳减排速率，该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强化技能溢价效应，逐步引导技术进步更多地依赖高技能劳动力，更好地推动高碳城市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进而缩小城市间碳排放不平等。相较于减排偏向性技术进步，节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由于更契合高碳城市的要素禀赋特征，故在缓解碳排放不平等方面更具优势。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高数字禀赋城市的碳排放不平等，较高的数字技术应用空间和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不平等的缓解效应。鉴于此，该研究提出应构建多元协同政策体系，推动地区间数字技术合作和要素流动，加速高碳城市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要素优化配置，以数字化治理协同推进低碳转型，从而激发数字经济提升碳减排效率与缓解碳排放不平等的倍增效应。

  2025年06期 v.35;No.298 16-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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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治理结构对碳排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杨巨声;蒋影;管智超;胡国鹏;

  碳减排的本质是公共物品供给的调整，厘清碳排放的根源、实现“双碳”目标亟须关注内生于治理结构的政府行为。该研究以“省直管县”（PMC）改革为切入点，在搭建“政府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碳排放强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区县级和1998—2014年工业企业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PMC改革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从政企激励约束层面阐述该影响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PMC改革抑制了试点区县的碳排放，该效应经过事件分析、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估计、交叠DID模型等检验后依然稳健。改革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可进一步溯及辖区内的工业企业。(2)PMC改革的“财政分权”特性改变工业企业面临的税收和补贴激励，补贴的正向激励覆盖税收的负向激励，最终优化企业生产行为并推动绿色创新，降低企业碳排放；PMC改革的“扁平化”特性改变了监管幅度及规制力度，规制力度强化了对企业的约束，并最终消解了监管幅度扩大带来的监管缺失，使PMC改革抑制粗放生产并倒逼绿色创新，促进企业的低碳行为。(3)宏观地区层面，PMC改革对试点碳排放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为东南部抑制，西部和东北部加剧；在时间上呈现为早期波动，中期加剧，后期抑制。微观企业层面，PMC改革的碳减排作用对于处在经济较为发达和市场环境相对完善的地区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为明显。该研究结论有助于回应环境联邦主义对“逐顶竞争”与“逐底竞争”的理论纷争，同时能够启发如何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组合发力以实现“双碳”目标。

  2025年06期 v.35;No.298 27-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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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产品质量与碳减排协同——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的实证检验

  李勋来;訾佳佳;

  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发展带来贸易规则和贸易竞争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在此背景下探讨出口产品绿色提质与碳减排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对于中国积极践行碳减排承诺、引领全球绿色贸易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与相关宏观经济思想进行理论推导，认为出口产品质量对碳减排的影响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政府规制行为的综合作用，4种主要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碳减排之间的因果机理和驱动特性。结合推导结论，再根据动态面板数据构建多模型研究框架和指标体系，并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实证结论和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出口贸易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因及战略变革的方向。研究发现：(1)出口产品质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制是长期过程，并受其他因素干扰。提高产品质量有助于减轻环境负担，但排放量受到自身惯性影响时期较长。聚焦长期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特别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支持出口产品尽快达到低碳政策预期效果。(2)技术效应存在中介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规制行为尚未形成稳定的碳减排效应，应合理利用创新政策、研发投入和“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技术发展与出口产品绿色提质协同机制建设。(3)碳排放量与规模效应以及所处阶段相关联。当前中国区域工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规模水平下，出口产品质量对碳排放量存在负向约束效应。碳减排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政策施行须考虑经济周期和规模效应阶段，确保绿色技术和环境保护政策的科学和可持续。

  2025年06期 v.35;No.298 41-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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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规制的绿色低碳技术扩散效应

  宋英杰;马富伟;

  实现“双碳”目标，技术的创新扩散特别是绿色低碳技术的有效扩散意义重大。碳排放规制作为政府减少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在推动具有正外部性的绿色低碳技术扩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研究以碳排放规制和绿色低碳技术扩散为研究对象，对碳排放规制如何影响绿色低碳技术扩散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该研究选取2009—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碳排放规制的绿色低碳技术扩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拓展分析碳排放规制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可知：(1)相对于命令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助推绿色低碳技术扩散的效果更好，且命令型政策工具与激励型政策工具存在互补关系。(2)碳排放规制政策对绿色低碳技术扩散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发挥作用有限。(3)不同区域类型下政策工具对绿色低碳技术扩散的敏感度上存在差异，激励型政策工具在西部、北方、低碳和高碳排放区域显著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扩散。(4)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实施对绿色低碳技术扩散具有积极影响。进而提出了发展市场化激励型碳交易机制、优化命令型政策规制的绿色低碳技术扩散效应、发挥命令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互补作用、针对地区差异进行差异化碳排放规制政策建议。

  2025年06期 v.35;No.298 5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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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试点政策实现就业扩容提质及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董丽晶;张凌宇;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政策层面促进就业成为重要议题。低碳试点政策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结构优化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回答这一问题，该研究选取2006—2019年249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试点政策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低碳试点政策在增加总就业人数的同时，增加了第三产业、高技术行业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人数，即该政策扩大了就业规模、优化了就业结构，实现了就业扩容提质，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可靠。(2)机制分析表明，低碳试点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加总就业人数和高技术行业就业人数，实现了就业规模扩大与就业行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调整效应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优化了就业产业结构；通过要素匹配效应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3)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经济区域视角，低碳试点政策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部城市；从城市规模视角，低碳试点政策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城市，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大城市；从资源禀赋视角，低碳试点政策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影响均存在于非资源型城市；从创新偏好视角，低碳试点政策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创新偏好较弱城市，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创新偏好较强城市。因此，“十五五”期间，为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持续实现就业扩容提质，试点城市应当不断加大创新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同时，也应当注意低碳试点政策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差异性，科学规划、有序推广试点经验，并逐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2025年06期 v.35;No.298 62-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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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气候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张广来;熊颖;余坚;张宁;

  气候政策不仅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能提高经济增长动力、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成为协同实现“双碳”目标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新举措。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政策的环境效应与创新效应等，鲜有关注其收入分配效应。该研究基于2008—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与《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分别表征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与市场型气候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二者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1)市场型气候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对于非试点省份下降了18.9%，而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不具有明显影响。这一结果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市场型气候政策主要通过就业升级、行业间技能溢价和农村清洁能源发展等渠道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而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这些机制均无显著影响，体现出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强制性质与市场型气候政策的激励性质在影响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异。(3)进一步考虑政策效果的空间溢出可能性后，发现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本省份、邻近省份均不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而市场型气候政策虽然缩小了试点省份的收入分配差距，但对邻近非试点省份并无溢出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基准回归结果。据此，该研究提出发展以市场型为主、命令控制型为辅的气候治理政策体系，引导传统行业向新兴低碳技术行业转型升级，关注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应用等政策建议。

  2025年06期 v.35;No.298 75-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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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演化博弈的智慧能源政策协同关系研究

  许兰;杨俊;杨丁鉴;

  智慧能源的发展将通过优化能源结构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多个渠道，在保持能源稳定供给的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实现“双碳”目标与能源安全目标的重要方式。该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了“政府—能源企业—消费者”三方非合作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提出了政府监管下能源企业发展智慧能源、消费者发展分布式能源并成为产消者（即兼具生产功能的消费者）的理想演化策略，并通过数值模拟探究了实现理想演化策略所需的政策组合以及各项政策之间的协同。研究结果表明：(1)在智慧能源发展初期，理想的系统演化均衡是政府监管下能源企业选择发展智慧能源、消费者选择发展分布式能源并成为产消者，进而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提升。(2)智慧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分布式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环境税、环境税减免以及政府监管等政策工具的组合能够解决政府、能源企业和消费者在智慧能源发展过程中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保障理想的系统演化均衡的实现。(3)环境税与智慧能源和分布式能源专项资金补贴之间存在协同作用：能源企业不发展智慧能源时付出的环境成本越高，或发展智慧能源后获得的环境税减免越大，则能源企业发展智慧能源所需的专项资金补贴越低；同时，环境税的提高可增加消费者成为产消者后获得的环境税减免，进而降低消费者发展分布式能源所需的专项资金补贴。(4)最优的系统演化均衡是能源企业和消费者在不存在政府监管时自发选择发展智慧能源和分布式能源；然而，只有当智慧能源技术与分布式能源技术足够成熟时，政府才可能撤销对能源企业和消费者的监管，实现系统最优均衡。

  2025年06期 v.35;No.298 88-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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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能源转型：基于政府与公众异质约束视角

  董依婷;原珂;赵贤;龚新蜀;

  该研究选取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强度与能源效率的影响分别具有倒“U”形、“U”形特征，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强化人才集聚、创新集聚与产业集聚等方式促进城市能源转型。(3)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在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强度与能源效率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政府环境治理目标在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强度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城市能源效率方面的正向调节作用有限；公众环境关注在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强度与能源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老工业基地城市与资源型城市的能源转型。基于此，建议政府部门应制定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并引导公众参与环境监管，以协同推进城市能源转型。

  2025年06期 v.35;No.298 100-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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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种植业碳排放时空特征、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

  李贝;田云;郑家喜;

  农业部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深入分析中国种植业碳排放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农业减排政策、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05—2022年为考察期，在对全国及各省份种植业碳排放进行测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莫兰指数与固定效应模型对其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22年，中国种植业碳排放总量虽经历了“先增后减”，但整体仍呈小幅上升态势；种植业碳排放强度始终处于下降态势，仅年际降幅存在差别。(2)2022年，种植业碳排放量及强度均表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省域种植业碳排放量及强度均呈现出“南方高、北方低”的分布格局；各地区种植业碳排放构成呈现出农资投入驱动型、水稻种植驱动型、双因素驱动型和均衡型4类典型特征。(3)考察期内，中国种植业碳排放强度一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整体空间集聚特征正逐步由高-高、低-低集聚的两极分化特征向以低-低集聚为主演变。(4)种植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对种植业碳排放强度施加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土地流转水平对种植业碳排放强度则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提出，要不断强化农用物资减量使用，积极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研发并推广低能耗农用机械，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多措并举共同促进种植业碳减排。

  2025年06期 v.35;No.298 112-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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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基于生态补偿政策的流域水污染负荷总量控制决策优化

  姚黎明;贺林欢;

  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是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水污染负荷总量控制作为环境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助于新形势下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有序推进。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主体单层级的水污染负荷分配，而如何在环境政策下优化流域水污染负荷总量控制决策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该研究构建了多主体-多层级-多周期的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合水环境容量不确定性，提出了一个考虑生态补偿政策的流域水污染负荷总量控制双层决策模型，运用可调整鲁棒优化和基于满意度的双层交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以优化流域水污染负荷在区域之间的总量配置，并通过对长江一级支流沱江流域的案例分析，验证模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研究发现：(1)双层优化模型相较于传统的单层优化模型，强调流域多主体多层级间的协同决策，能够更精准地控制流域水污染负荷总量，实现更加合理的水污染负荷配置方案，为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2)在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三水”统筹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的优化配置不仅有助于缓解区域间环境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还能够通过引入经济政策激励机制，促使区域减少水污染负荷排放，实现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3)可调整鲁棒优化方法能有效应对流域水环境容量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提升决策方案的稳健性和可行性，进一步增强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长期稳定性，为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25年06期 v.35;No.298 124-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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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厂类型对居民风险感知与自然体验的影响分析

  张璐晶;刘洲屹;周琪;曲申;

  该研究基于贵阳市9座污水处理厂周围居民的问卷调研数据，比较分析了地上污水处理厂（abovegroun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A-WWTP）与地下污水处理厂（undergroun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U-WWTP）周围居民在风险感知与自然体验方面的差异。调研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依托自主构建的数据管理中枢平台，实现了数据采集、预处理与规范性控制流程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保障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问卷的量表设计结合环境行为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涵盖污水处理厂风险感知量表（包括污水处理收益、知识与信任）与自然体验量表（包括自然体验、能力、机会、动机与收益）。研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和广义加性模型分析，探索污水处理厂类型对居民感知和体验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U-WWTP周围居民在污水处理收益（系数=0.367,P<0.01）、污水处理信任（系数=0.322,P<0.01）、自然体验（系数=0.247,P<0.01）、自然体验能力（系数=0.188,P<0.05）、自然体验动机（系数=0.299,P<0.01）和自然体验收益（系数=0.335,P<0.01）的感知方面显著优于A-WWTP周围居民。此外，年龄对其影响呈现倒“U”形，即中年群体的感知与体验相较年轻和老年群体更为积极，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结果的影响则相对较小。研究认为，U-WWTP由于其更优化的空间整合与绿地配置，能够降低视觉污染与气味干扰，有效提升了周围居民的正向风险感知与自然体验。基于这一发现，政策制定者在未来规划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地下设计，同时合理配置绿地和自然设施，以提高居民接受度并减少邻避情绪。

  2025年06期 v.35;No.298 139-1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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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与美丽中国建设

• 河长制与林长制比较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

  王亚华;吕瀚;刘珉;

  在加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背景下，河长制和林长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制度的典型探索。既有研究关注到河长制和林长制的相互联系，但是整体考虑两者制度差异及其机理的研究还很鲜见。该研究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对河长制与林长制进行系统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揭示相似制度安排在不同治理情境下的差异化产出，为理解中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供理论透视。比较制度分析结果表明：河长制与林长制解决了规则供给、规则执行和规则维护三个维度的制度问题，建立了有效的自然资源治理机制。国家生态环境压力、河湖林草资源固有特征和国家行政体制共同构成了河长制与林长制的系统环境。在塑造因素方面，相比水资源，森林资源在自然物质属性方面具有固定性、属地性和长周期性；在经济社会特征方面，林长制治理对象更加多元，区域差异和监测难度更大；在通用制度规则方面，林长制产权结构更加复杂。河长制与林长制表现出制度运行的差异和制度融合的趋势。相比河长制，林长制在政府层级间考核难度较大，在部门间资源依赖性较高，在区域间协同需求较少，在政府-企业-公民间协同动力较强。比较制度分析的结果展现了制度外部系统环境、影响因素与治理主体行为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和完善中国情境下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启示和政策建议。

  2025年06期 v.35;No.298 147-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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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林业碳汇额外性的碳基线情景与生态补偿水平

  余智涵;王晓雯;杨红强;

  额外性是开展碳信用额度核算和验证碳抵消项目有效性的基础。在林业碳汇额外性原则下，如何建立科学的碳基线并准确核算净碳汇量，据此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水平，以激励林农参与林业碳汇经营，是当前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以中国南方集体林改区浙江、福建、江西3省份的杉木人工林为例，依据包含生物量等多碳库的广义Faustmann模型，在林业碳汇额外性视角下，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测度了3种碳基线情景下政府激励林农参与林业碳汇经营的生态补偿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固定碳基线、Faustmann碳基线和最大持续产量碳基线下的最优轮伐期分别为22.45 a、24.64 a和26.07 a。(2)在固定碳基线下，林农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转向碳汇营林；而在Faustmann碳基线和最大持续产量碳基线下，政府则需根据纳入碳库的不同，一次性提供至多2 236.30元/hm~2，或每年提供至多162.76元/hm~2的生态补偿。(3)为了激励林农参与具有固定期限的林业碳汇经营，政府需要一次性提供748.83～36 624.47元/hm~2，或每年提供59.23～1 927.17元/hm~2不等的生态补偿，且最大持续产量碳基线在纳入多个碳库时提供了最低的生态补偿水平。基于研究结果，该研究提出：建立健全碳交易市场体系并对林业碳汇进行精准核算，针对不同林分和不同树种建立合理的碳基线，综合木材收益和碳汇收益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政策，是加快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的关键因素。

  2025年06期 v.35;No.298 156-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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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效应：以东北地区为例

  吴昊;张广成;段志远;

  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该研究以“生态高地、经济洼地”的东北三省为例，在核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探究了2012—2021年东北三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2021年，东北三省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实现价值分别为193 995亿元、21 721亿元，绿金指数整体平均为11%；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分别为21%、35%和5%;2012—2021年3省分别增长了1%、12%和2%，表明生态资源丰富并不等同于生态产品价值的高效实现。驱动方向方面，辽宁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未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正向驱动，而对产业转型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驱动，这主要得益于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吉林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整体表现出了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双正向驱动，整体表现较为平稳但动力不足；黑龙江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整体表现出了对经济发展的正向驱动，而没有对产业结构转型起到正向驱动，主要由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驱动程度方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经济发展变动的贡献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分别为31%、25%、4%；对产业转型变动的贡献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分别为64%、24%和5%。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为东北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政策制定、从生态经济层面助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2025年06期 v.35;No.298 167-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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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 数智化赋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来自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韩先锋;李佳佳;

  作为一种充分体现数改智转、数智融合等新技术理念的新质生产力，数智化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从小数据到大数据，再到智慧数据的本质飞跃，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践行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的强劲动能。该研究基于数智化内涵构建城市层面的数智化指标体系及指数，并运用双重机器学习算法、两种“黑盒”模型解释工具等前沿技术及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智化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在机制及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数智化能有效激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活力，且这一积极赋能效果明显强于数字化和智能化分别产生的潜在冲击。(2)在非资源型城市、“胡焕庸线”以西经济区、内陆地区和外围城市中，数智化更有利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在市场一体化和非正式制度较弱、数字经济水平较低、金融支持力度较大的城市，数智化驱动更具后发优势。(3)数智化主要通过诱发政府干预、优化要素配置和提高从业质量，助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4)数智化赋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应遵循“梅特卡夫法则”，呈现出明显的正向边际效率递增态势，且这种积极作用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贡献也越来越大。据此，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积极推动数智化发展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深度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生。该研究不仅为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数智驱动的新视角，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国家统筹实现数字中国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双赢”提供了政策启示。

  2025年06期 v.35;No.298 177-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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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理

  卢珂;张国庆;李国敏;

  区域一体化可为区域经济提档升级与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简称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22年为研究时间窗口，一是采用超效率SBM模型、非参数核密度估计、ArcGis技术等，测度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二是探索构建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模型，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2009—2022年，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整体上有所提升，但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以及两极化分布现象。(2)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直接驱动作用。(3)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也可通过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等中介变量，独立及协同地间接驱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1)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2)健全区域一体化实施机制，消除珠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两极化现象。(3)完善区域一体化平台，充分挖掘区域一体化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潜力。(4)合理加强环境规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创新，增强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作用。

  2025年06期 v.35;No.298 190-2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1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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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张亚丽;陈杨洋;项本武;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该研究将2019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2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剖析城乡要素流动在试点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是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2)机制分析发现，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通过助推人口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中介传导途径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县级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在中西部地区、非县级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包括：强化试点政策的监测评估和总结推广、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

  2025年06期 v.35;No.298 201-2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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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须知

  <正>《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办刊宗旨的国家级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主要刊发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性学术问题研究成果，为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服务。重点关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设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循环发展、生态保护与美丽中国建设、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三农”与可持续发展等栏目。

  2025年06期 v.35;No.298 2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6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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