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浙江的发展与完善

    黄承梁;安黎哲;沈满洪;

    学习践行、学理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要准确把握它的历史地位、精髓要义、实践要求,也要科学把握它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实践、深邃思考和不断探索,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式确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存在着一以贯之、深化拓展、不断升华的发展脉络和思想逻辑,在实践基础、思想渊源、精神品质、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内在继承性和一致性。习近平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主政浙江期间,就生态文明建设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发表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和长远性的论断、理念和论述,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的一系列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契合。该研究通过文献比较,提出正是在浙江,诞生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大理念;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术语;形成了重大标志性文献——《之江新语》;作出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全面实践“生态省”战略;等等。这一系列标志性、战略性理念和实践,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在福建孕育和发源之后,进一步在浙江发展和完善,从而使浙江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和完善的战略高地。该研究对于深入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溯源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完整准确、系统全面研究和阐释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地方的孕育、发展和完善过程,才能更好理解这一重要思想是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也必然有助于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

    2024年10期 v.34;No.290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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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适宜碳排放双控的生产与消费侧管理目标研究

    张洋;薛志峰;胡姗;江亿;

    中国的碳排放控制目标逐渐从强度控制升级为总量和强度双控。如何科学合理开展碳排放双控工作尤其是协调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减碳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生产与消费是经济活动以及碳排放产生过程中的一对核心驱动力,为更好地协调减排与发展,减排工作应从两侧同时入手进行“生产侧与消费侧双控”。围绕生产、消费两侧适宜的减碳行动以及管理目标,该研究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1)以经济价值产出与资源消耗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为核心因素,提出了适宜碳排放双控工作开展的生产、消费部门划分方案。进一步,提出实现碳排放双控应采取“生产侧抓强度,消费侧抓总量”的差异化管理目标。生产侧应以强度控制为目标,抓生产效率提升,鼓励先进,限制落后,实现产业整体碳排放强度的不断下降;消费侧应以总量控制为目标,抓需求结构升级,使人的需求与生产侧的强度下降速度以及既定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相适应。充分发挥生产、消费两侧主体在减碳工作中的不同作用,有利于理顺减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相互协调。(2)从核算方法、约束手段、实施目标3个方面对消费侧的总量控制方案进行了初步探讨,基于“生产侧抓强度,消费侧抓总量”的评价导向,提出了碳排放责任的核算方法,协同当前已有的配额管理、行政考核、市场交易等措施给出了消费侧的约束手段,并最终通过配额分解实现约束奢侈浪费,促进需求结构升级的实施目标。(3)讨论了“生产侧抓强度,消费侧抓总量”与当前经济宏观调控方针的协同关系,生产侧抓强度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消费侧抓总量与短期的需求侧管理不矛盾、与长期的需求侧改革相协调。

    2024年10期 v.34;No.290 1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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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碳-证”市场交易决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优化

    王浩然;冯天天;李晏;孔佳洁;

    在电力市场中实施多重清洁低碳政策可能导致不同政策在实施时存在冗余甚至相互冲突,电力市场、碳交易市场和绿证市场的协同将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电力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多市场协同发展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不明确。因此,该研究从市场主体决策和市场机制的视角分析了“电-碳-证”的交互关系,利用多主体博弈理论构建了包含碳配额买方和卖方火力发电商、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电网企业、积极和消极消纳用户的市场均衡模型,并设计多种环境权益产品抵消和互认互换机制,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电-碳-证”市场机制协同模型。结果表明:(1)碳价通过发电成本传导至各市场主体,碳价的上升将挤压高碳电源、促进低碳高效机组。绿证交易激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装机建设,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碳价和绿证价格共同引导下,积极的消纳用户和消极的消纳用户倾向于购买绿电。(2)与基准情景相比,碳市场引入有偿拍卖机制增加碳排放成本,在2026—2030年显著拉高碳价;绿证市场引入惩罚机制增强了消纳权重的约束,使得绿证价格上升到最大值的时间缩短。(3)以CCER作为中介,将多余绿证转化为可在碳市场抵消的权证,实现了“电-碳-证”市场的有效衔接。与基准情景和单一政策情景相比,考虑多个市场改革措施的综合情景政策效果更优,增强了碳市场对电力市场结构转型的作用,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竞争力。建议政府通过碳排放核算将环境权益产品实现衔接,减少低碳政策冗余,利用“电-碳-证”协同发展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2024年10期 v.34;No.290 18-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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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核查合谋行为的奖惩动态性与时滞性研究

    董雨;刘佳旭;韦玉婷;袁雪;

    在当前全球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建立一个高效且可信的碳市场对于促进碳排放减少至关重要。为保障碳市场运行中碳排放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中国政府借鉴国际碳核查运行机制,采取了一套监测(monitoring,M)、报告(reporting,R)、核查(verification,V),即MRV体系,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引入第三方核查机构对企业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并将结果反馈给政府。而在实际运行中,会出现合谋问题,即排放企业通过向第三方机构寻租从而隐瞒真实的碳排放量,此类合谋问题给碳市场合规运行带来挑战。为探究地方政府如何解决上述合谋问题,该研究构建了3种演化博弈模型,分别是静态奖惩模型、动态奖惩模型和时滞效应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深圳市碳市场运行数据进行理论分析与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碳核查体系发展存在3个阶段,中间阶段是一个不稳定阶段,这一阶段碳核查体系中所有参与者意愿选择概率产生波动,造成了政府奖惩出现失效的情况。(2)动态奖惩机制的引入对于碳核查体系中间阶段产生的不稳定性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可使得碳核查体系演化围绕着唯一的理想稳定策略趋近;而时滞效应的引入可以使系统更快地趋近理想稳定状态,对于不稳定性具有更明显的调节效果。(3)地方政府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比对排放企业的监管难度更大。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设定严格的第三方机构准入标准,并根据第三方机构与排放企业的行为,灵活制定奖惩措施,以确保碳核查体系的合规运行。

    2024年10期 v.34;No.290 30-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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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的碳排放效应

    于向宇;方冉;吴步尘;李跃;

    能源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其空间布局势必对区域碳排放产生影响。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随着中国能源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逆向分布矛盾日益突出,探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成为必要。基于2000—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开展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基于交互效应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和新能源发展水平对能源产能空间集聚碳排放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全国范围及分区域研究显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均不利于碳减排。低集聚度区的影响效应最大、集聚度转换区次之、高集聚度区最小。(2)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区域碳排放的3条主要路径。(3)环境规制对能源产能空间集聚碳增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和高集聚度区对能源产能空间集聚碳增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在集聚度转换区和低集聚度区具有促进作用。(4)在全国及区域层面,提高新能源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削弱甚至消除能源产能空间集聚的碳增效应。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保障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共同推进,一要打造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优化化石能源空间布局;二要依托禀赋结构,合理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三要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合理有序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四要加快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提升区域新能源装机规模。

    2024年10期 v.34;No.290 45-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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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碳减排的影响:基于QCA的组态路径分析

    孙慧;杨泽东;夏学超;祝树森;张学峰;

    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以及碳减排的关键战略。该研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中国30个省份为案例样本,运用汇总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模型(fsQCA模型),探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驱动碳减排的协同机制。研究发现:(1)创新主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研发机构)、创新资源(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投入强度)和创新环境(数字金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都不能单独成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促进碳减排的必要条件,而需要各要素的有机配合,即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高水平碳减排效应的瓶颈。这体现出需要继续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投入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从而发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在碳减排中的重要作用。(2)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高水平碳减排效应存在的5条组态路径可以归纳为3类,即“资源-环境导向型”“混合型”和“环境-主体导向型”。这反映出中国各省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碳减排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3)较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高等学校和研发机构数、R&D经费投入强度会成为制约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挥碳减排效应的短板。这显示出有必要进一步培育创新主体、加强资金支持。(4)在确定的5条有效组态路径中,R&D人员全时当量、数字金融指数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仅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仅作为辅助条件出现,高等学校和研发机构数、R&D经费投入强度既作为核心条件出现,也作为辅助条件出现。充分说明聚焦核心要素并加强要素整合的必要性。

    2024年10期 v.34;No.290 57-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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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金融政策对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巩艳红;肖昱玲;

    碳中和技术创新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在面临巨额投资需求的情况下,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科技金融政策能否助力碳中和技术创新,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该研究以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低碳技术、零碳技术以及负碳技术3个方面综合衡量碳中和技术创新,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了科技金融政策对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碳中和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科技金融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以及零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涉及能源利用与工业生产过程的相关碳排放部门;对负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则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机制检验发现,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投入水平以及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两个途径促进碳中和技术创新。(3)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发达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城市,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均可以显著促进碳中和技术创新。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应根据碳中和技术创新的类型以及所处阶段进行调整,从而适应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2)受不同类型城市的外在条件影响,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效果的发挥,还应注重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该研究为科技金融政策影响碳中和技术创新的效果评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2024年10期 v.34;No.290 66-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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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质生产力、供应链深度数字化与企业碳绩效——来自关键数字技术专利的证据

    张尧;于丽洁;王元彬;冯冬发;

    该研究聚焦关键数字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基于2008—2022年上市公司和供业链中小企业的匹配数据,采用5G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方法,实证检验了5G试点政策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并从供应链深度数字化的新视角展开多角度的机制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有别于一般数字技术创新,关键数字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自身碳绩效提升具有更强效能,且通过了交错DID、工具变量和机器学习模型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但对整个供应链未发现有显著的总量碳减排效应,对供应链上企业的碳绩效提升效应也暂不明显。(2)供应链深度数字化的机制分析表明,关键数字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供应链数字化的影响更显著。一方面,企业自身生产的深度数字化使得能源利用率更高;另一方面,供应链深度数字化对提高供应链效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增加供应商创新等方面的影响更显著。(3)数字供应链金融的机制分析表明,有别于一般数字技术创新作用的不显著,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在改善供应链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正面作用。基于此,在新质生产力的建设中,应着力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供应链的深度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探索数字供应链金融的“脱核”模式,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2024年10期 v.34;No.290 80-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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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氢能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陈洪波;杨来;

    氢能在中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难以完全电气化的钢铁、水泥、化工、航空、海运等行业的零碳转型尤为关键。氢能产业发展目前已被纳入国家战略,然而,由于制氢技术多种多样,各种制氢技术的经济成本和碳排放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如何选择一条兼顾碳减排有效性和成本有效性的路径,仍需要深入研究。该研究构建了基于不同制氢技术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运用平准化成本、生命周期评估、学习曲线等方法,从不同时间维度对主要制氢技术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估,并针对关键参数设置不同情景(基准情景、温和政策情景和碳中和情景),分析了氢能产业发展不同路径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力图为制定、评估和修订国家或地方氢能产业发展战略提供一种兼顾制氢成本有效性和碳减排有效性的思路和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2021—2023年),煤制氢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最优,弃电+AE制氢次之。(2)近期(2024—2030年),弃电+AE制氢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将逐步超过煤制氢,光伏+AE、风电+AE和水电+AE制氢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虽逐步提升,但与煤制氢相比尚有较大差距。(3)中期(2031—2045年),光伏+AE、风电+AE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加速提升,逐步接近煤制氢。(4)远期(2046—206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将全面超越化石能源制氢,绿氢将在氢能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建议:参考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完善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合理布局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改进碳定价机制,通过增加用能单位的碳排放成本,增强绿氢的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和市场竞争力;加大利用弃风弃光电解水制氢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风光资源充分利用与氢能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短期内充分发挥灰氢的碳减排成本优势,理性有序地发展灰氢产业,并积极引导和支持灰氢产业应用减碳技术,加快灰氢向绿氢过渡进程。

    2024年10期 v.34;No.290 94-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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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 环境信用制度选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陈海盛;沈满洪;

    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信用制度内涵丰富,类型多样,是拥有强制型、选择型、引导型的制度工具。为推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用制度选择面临困境。该研究基于2003—2021年数据,理论探讨影响环境信用制度的因素,分别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绿色信贷指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出台实施构建环境信用监管制度、绿色信贷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倍差法分析环境信用制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发现:(1)尽管单一型环境信用制度在一定程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组合型环境信用制度未起到“1+1>2”“1+1+1>3”效果。(2)影响环境信用制度的关键因素是内生交易成本,当内生交易成本过高时,环境信用制度“宁缺毋滥”;当内生交易成本忽略不计时,环境信用制度“多多益善”;当内生交易成本处于中间位置时,需要权衡选择单一或组合型环境信用制度。(3)信用环境是环境信用制度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法制环境对环境信用制度支撑力偏弱。加强法制、信用环境建设,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是释放环境信用制度潜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应着眼制度替代加强环境信用制度选择,着眼制度互补加强环境信用制度耦合,着眼制度冲突加强环境信用制度协同,着眼制度空缺加强环境信用制度查漏补缺,着眼定性定量完善环境信用制度绩效评价。

    2024年10期 v.34;No.290 106-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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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学理考察与规则设计

    殷爱民;

    生态环境损害作为典型的公共风险,决定了对该风险的规制需要公法监管与私法救济的协同合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迈向公私法合作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旨在经由司法审查确保磋商协议的合法性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基于此,该研究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效能不足,原因在于磋商协议的法律属性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本质属性存在认知误区。研究认为,单纯的民事合同说或者行政契约说因理论缺陷无法与磋商协议的法律属性相契合。磋商协议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但其私法属性更为凸显,属于特殊的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不可混同。同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与非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不符,不可适用非讼程序法理进行司法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性质与略式程序更为适配,应当设置特殊的程序规则。具体而言,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启动该程序应当共同申请并提交证明力高的表面证据。该类案件可以根据行政级别和案件影响程度设置级别管辖,并由各地法院设立专门法庭集中管辖。法院在对申请书和证据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时,应当秉持实质尊重原则,以磋商程序正当性和磋商协议合法性为审查重点,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和案外利害关系人利益为底线要求。一旦磋商协议内容存在实质争议,法院应当终结该程序,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该程序应当保障案外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权,并适用“异议-撤销”的事后救济路径。

    2024年10期 v.34;No.290 116-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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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效应评估——基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生态环境治理视角

    陈帅;王智鹏;侯孟阳;刘烁华;张晓;姚顺波;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旨在改善区域民生、治理生态环境,目前多数研究将其视为准自然实验来探究政策的有效性,却忽视了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规模产生的效应进行深入研究。该研究基于2010—2020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分析了其生态转移支付规模对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识别地方政府在其自身要素禀赋和发展理念驱动下的策略选择。研究发现:(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一种激励性政策,具有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水平以及环境质量的效应,对于生态资源质量的提升未能产生显著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定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随着东部地区人口规模增加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其转移支付规模对于提升东部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的效应强于中西部,但改善环境质量的效应要弱于中西部区域。生态转移支付规模越大,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越强。(3)对于财政缺口较大与工业发展缓慢的地区,地方政府加速自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更强,生态转移支付更倾向用于经济发展或公共设施上,而在高度工业化地区,其转移支付规模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更为显著。当生态保护所获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因经济开发所产生的成本,这可能诱致地方政府对于生态转移支付的“反向激励”,生态环境治理将陷入“杯水车薪”的局面。

    2024年10期 v.34;No.290 125-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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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规制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

    潘子纯;朱玉春;

    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不足是导致村域河湖环境治理面临“最后一公里”困境的重要原因,给村域河湖环境治理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有益补充,环境规制已成为影响村级河长行为选择的关键变量,并对其政策执行力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利用苏浙冀鄂皖陕宁7省141村的微观调查数据,以村级河长为研究对象,尝试从村级河长感知视角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及其分维度均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村庄层面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在河长制设立时长较短、民间河长数量较多的村庄,环境规制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更为明显;个体层面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在低学历组的村级河长群体中,环境规制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在人大代表组的村级河长群体中,环境规制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也更明显。(3)机制分析发现,环境素养、合作水平在环境规制与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之间发挥中介效应。(4)非线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呈倒“U”形关系,表明当环境规制超过一定水平时,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将会削弱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基于研究结论,从科学合理地制定规制要求、赋予村级河长更为完善的治理资源,关注环境素养、合作水平的中介作用,保持适度原则、避免“养尊处优”“望而却步”型环境规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提供启示,更为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管理目标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

    2024年10期 v.34;No.290 137-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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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韧性与效率协同视角下旅游生态系统评估

    李志远;冯学钢;何静;左文俊;夏赞才;

    韧性与效率的协同关系是评估旅游生态系统迈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的重要表征。该研究以2006—2020年中国31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哈肯模型、标准差椭圆、克里金差值及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测度并分析了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的协同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旅游生态韧性是主导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中国整体旅游生态韧性及效率水平有所提升。(2)东部旅游生态系统富有发展活力,韧性与效率呈现优质协同;中部协同水平有所提升,但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胁迫效应明显;西部及东北协同水平滞后,存在韧性与效率错配现象。(3)优质及中等协同地区数量增加且集聚化增强,初级协同及系统失调地区数量减少;规模要素不断向中、西部聚集,协同水平呈现从“东部极核突出”到“东、中、西连片崛起”再到“东南向西北逐层降低”的空间演化格局。(4)产业发展及绿色环境是核心障碍因素,旅游发展动能的阻滞影响逐渐显现。东部亟待加强旅游产业地位;中部需提升旅游发展效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西部及东北应协调旅游业推进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2024年10期 v.34;No.290 150-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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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与可持续发展

  • 两阶段视角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演进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

    田云;廖华;

    农业强国建设要求实现“增长、保供、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发展,基于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两方面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能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策略的构建提供新视角。据此,该研究基于网络DEA模型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基本格局、动态演进与空间差异,而后探究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各类潜在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2005—2021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均未达到最佳前沿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农业社会经济产出效率总体高于生态环境补偿效率。(2)仅5个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在考察期内达到最佳水平,30个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幅度以山东居第一而广西排在最后;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北地区整体协调水平最优、东部地区其次、西部和中部地区依次排在第三和第四位。(3)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均处于波动上升态势但演进状态却各不相同,其中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省际差异程度有所降低,社会经济产出效率的极化现象逐渐减弱,生态环境补偿效率则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4)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且以缩小趋势为主,其贡献源主要为组间差异。(5)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受到经济、制度、社会和自然等各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不明显但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且表现出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村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虽有助于农业绿色效率提升但各自的空间溢出效应却为负,农业受灾率对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却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2024年10期 v.34;No.290 160-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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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省耕地“大占补”数量-质量平衡及其对粮食产能的影响

    宋敏;彭竞毅;易路平;傅健惠;

    守好耕地数量、质量“双红线”,将各类耕地占用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即由“小占补”拓展至“大占补”,是中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重大变革,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民族永续发展。该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揭示“大占补”视阈下耕地在数量与质量双重维度上的占补平衡及其对粮食产能的影响;进而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域,基于2015—2020年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在数量维度,3个耕地亚类中水田被占用的比重最高,且“非粮化”已超过“非农化”,成为耕地占用的主要诱因;在质量维度,在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3个分等维度下,优等地与高等地的占用量占总占用量的比例均达75%以上,存在优质耕地占用量大的问题。(2)“小占补”实现了平衡,但“大占补”未能达到平衡。在数量维度,补充耕地面积与占用耕地面积间的缺口为1 298.60 hm2,且存在占用水田而补充旱地现象;在质量维度,优等耕地在3个分等维度下均未能实现占补平衡。(3)相比占用耕地的重心而言,补充耕地的重心呈现向坡度更陡、高程更高的西北方向移动的特征,耕地存在一定的边际化利用风险。(4)在数量-质量复合维度下测度耕地占补平衡对粮食产能的影响揭示了“数量”单一维度占补平衡对粮食产能影响的低估,数量-质量复合维度损失的粮食产能比“数量”单一维度多660.62 t,数量-质量复合维度损失的粮食产能达到4 302.27 t。研究提出,应通过强化耕地“非粮化”管控、确保后备耕地资源数量充足和质量有保障、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倒逼机制等措施,推动落实面向“大占补”的耕地数量-质量双维平衡。

    2024年10期 v.34;No.290 173-1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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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绩效及其要素源泉

    杨骞;寇相涛;祝辰辉;

    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背景下,揭示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绩效演进规律并深入挖掘粮食生产绩效的要素源泉,对于确保粮食产量可持续增长和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聚焦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构建SBM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利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2—2021年中国粮食生产绩效,并从要素分解角度探究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绩效的源泉。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绩效均呈现显著提升态势,主产区的粮食生产绩效改善最为明显。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率分别累积增长21.86%、24.35%和18.68%。(2)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绩效的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是生产绩效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3)技术进步是推动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绩效改善的主要动力,样本期内稻谷生产的技术进步始终依赖于劳动,小麦生产的技术进步源泉由土地转向劳动,玉米生产的技术进步源泉由劳动转向资本。面向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目标,通过激发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耕地质量等措施,切实提升生产要素绩效及总体绩效,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2024年10期 v.34;No.290 187-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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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规范激活理论的农村“流动宴席”食物浪费研究

    郭帅辰;钟帅;李德龙;郭鸿鹏;

    减少食物浪费是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的内在要求,对于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食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筹办流动宴席的食物浪费问题,但相关研究的匮乏限制了有效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科学防控政策的制定。鉴于此,该研究基于规范激活理论框架(NAM),构建了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筹办农村流动宴席场景下的食物浪费行为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融合结果意识、责任归属、个人规范及参与意愿等关键要素,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基于中国北方3个省份的12个市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法(DEMATEL),分析了影响农村居民筹办流动宴席过程中减少食物浪费意愿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样本统计分析显示农村居民的个体及家庭特征是影响其筹办流动宴席中食物浪费的重要因素,女性、干部家庭、未外出务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在筹办流动宴席时减少食物浪费。(2)SEM分析揭示了减少农村居民流动宴席食物浪费的关键路径和影响因素,发现责任归属是农村流动宴席食物浪费的核心激活变量,个人规范是决定流动宴席食物浪费行为的关键因素,同时具有最强的路径效用。(3)DEMATEL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各因素在整个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和中心性,发现个人规范是促使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和参与意愿关联的关键因素,对减少流动宴席食物浪费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结果意识在整体系统中具有最高原因度,是减少食物浪费行为的核心驱动因素,与责任归属相比,其干预成本较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该研究从样本特征层面、驱动因素层面、模型中心性层面分别提出了减少农村流动宴席食物浪费的政策启示。

    2024年10期 v.34;No.290 196-2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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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英文版)》简介

    <正>《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英文版)》(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由科学技术部和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主管,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同行评审国际学术期刊,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的会刊。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英文版)》题写了中文刊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英文版)》创刊于1992年,季刊,刊号:P-ISSN 2096-9589,E-ISSN 2325-4262,CN 37-1202/N。《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英文版)》重点刊发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环境经济与绿色发展、资源可持续利

    2024年10期 v.34;No.290 2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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