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可持续利用

  • 论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法律监管

    王江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是矿产资源中的关键少数。一方面,因其直接且深度地关涉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国际竞争等战略性问题而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另一方面,其对国家关键技术的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的满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具备关键性属性。保障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既是保障中国国家资源安全的核心要义,又是实现并长久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牛鼻子”。以保障中国国家安全为目标,梳理中国现行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法律监管体系,发现在监管规则的功能性构造和监管效能的制度性提升上还有完善空间。从规则供给来看,以《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家安全法》《外商投资法》以及《出口管制法》等为代表的现行法尚不完备,表现为因价值彰显缺损而导致法律规定呈现零散和细碎的状况;因基本原则的缺位而影响安全价值的承载和安全规则的体系化生成;因关键安全规则的缺失而致核心安全制度失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应从法律价值、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三个维度分层建构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监管规则体系。在法律价值层面,应凸显安全为首要价值追求;在法律原则层面,增列“国家主导原则”“储备优先原则”和“减缓耗竭原则”方能承载安全价值的法理意蕴,并为安全监管规则的体系化生成提供原则依循;在法律规则层面,应补救在名录清单、控制性开发以及矿业权外资准入的国家安全审查等关键规则的缺失。如此,才能形成“价值-原则-规则”的法规范闭环,为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法律监管提供坚实的法规范基础。

    2021年11期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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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概念辨析及核算框架设计

    郭韦杉,李国平,王文涛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生态补偿、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等制度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点。文章探讨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存在争议的实物核算项目和价值核算方法问题。首先,辨析了与自然资源资产相关的自然资本、环境资产、生态系统资产、生态系统服务等概念的内涵、联系和区别,旨在正确借鉴已有文献和核算框架。其次,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自然资源资产→生态系统服务→收益”的核算逻辑,并相应确定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实物量表和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流概念的价值量表。最后,基于国民经济核算背景下资产估值原则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估值的理论框架,对存在交易市场的经济价值直接以市场价格核计;缺乏交易市场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采用净现值法计算资产存量在生命周期内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流价值并选择恰当的贴现率进行市场价格估计。该研究旨在构建符合SNA核算规范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框架,实现不同地区、不同资产类型之间的价值比较,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生态环境方向的扩展。

    2021年11期 1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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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资源可持续管理的联合网络分析:综述与展望

    陈绍晴,池韵雯,陈彬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市的各类资源与环境问题呈现传递关系日益复杂、多决策主体共同作用的特点,使得传统单一关系和单一主体的分析与管理方法难以全面满足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网络分析作为系统论思维的一种重要实现工具,能揭示隐藏在城市资源管理复杂系统背后的网状结构和变化规律。首先,基于CiteSpace对检索的2000—2020年中英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分析,研究了生态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这两种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及在城市资源管理决策应用中的差异,系统梳理了两类网络分析方法的主要联合运用方式和过程,由此提出了运用生态-社会多层次融合的网络分析方法解决城市多主体、多路径的资源管理难题。然后,针对网络分析与现实决策部分脱节的问题,以水资源、能源、碳排放和耦合资源四类管理情景为例,进行了新型生态-社会网络分析联合应用的案例模拟演示,展示了实现集约式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化城市资源管理的模式与途径。研究发现,联合网络分析方法能使两种网络分析方法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有望实现城市复杂资源流动系统中的链路分析与联动管理,帮助城市决策部门制定系统性资源调控策略,做出统筹全局效益的优化决策。最后,从夯实理论基石、拓展评估方法和明确决策生态位三方面,提出了联合网络分析未来的研究展望。未来联合网络研究应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角度融入可持续学科相应的理论基石,拓展资源可持续性利用过程的适应性评估方法。此外,寻求网络分析与社会经济理论的结合点,避免断裂式的评估管理框架以及网络理论的空心化,并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分析方法的决策生态位,进而提升网络分析方法在城市资源可持续管理科学与具体实践中的价值。

    2021年11期 20-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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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微观环境数据实证

    吴清扬

    妥善处置僵尸企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采用1999—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在以构建熵权法计算的污染密度和以排污费计算的污染强度指标的基础上,从生态学和经济学两个维度,研究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僵尸企业比例越高,当地正常企业污染情况越严重,这一效应对轻工业及私有企业更加明显,上述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中均保持稳健,此外,该效应在政府干预能力更高的地区和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更为显著。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政府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挤出和企业新增“三废”净化排放设施的减少可能是正常企业受到影响的重要传导渠道。因此,提出建议:政府应将处理僵尸企业作为推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抓手,不断疏通政策堵点,加快畅通市场循环,特别是从环境角度评估僵尸企业的危害,对于以往财务指标未达到清算标准但直接、间接排污严重的企业,也应当考虑关停处理。与此同时,还要兼顾补偿多方利益,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回答“人到哪儿去”的问题,借助市场机制出清僵尸企业,让沉淀的资源得到充分释放,助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21年11期 34-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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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污染行业僵尸企业的处置效果

    孙博文

    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的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采用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行业僵尸企业处置的影响及微观机制。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政策自选择问题处理、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因素和安慰剂检验,得到了稳健可靠的结论:①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僵尸企业的复活和退出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分别使得僵尸企业复活和退出的概率增加了1.7%和0.7%,相对于对照组平均水平,相对效果分别提升了10.8%和9.3%。②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影响存在企业污染密集度、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对重污染行业、非国有僵尸企业复活和退出都有显著影响,但对轻污染行业、国有僵尸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大规模僵尸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复活作用,而退出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小规模僵尸企业。③地方财政分权水平的提升,加剧了地方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抑制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僵尸企业处置效果。④微观机制方面,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合规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的发挥促进了僵尸企业处置。针对相关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在推动僵尸企业处置、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背景下,要求在当前颁布的清洁生产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清洁生产标准覆盖行业,不断完善清洁生产标准体系。研究结论还凸显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中央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实现地方财权事权匹配的必要性。

    2021年11期 48-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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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气污染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顾和军,严蔚然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达成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呈现出稳中向好趋势。当前,空气污染仍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和企业均面临着严峻考验,大气污染防治相应措施必须持之以恒。此时检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政府正视自身治理效果和完善政策,并为企业提供管理对策。该研究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考察空气污染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政策效应的检验评估,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颁布能够显著降低PM2.5的浓度,空气质量得到改善,政策有效。在此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该项污染治理政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试点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述结果在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新标准的试点实施会通过总成本和企业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政策标准的响应更为敏感;非重污染行业的生产率受到新标准的影响比重污染行业企业更显著。该研究为科学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确保蓝天保卫战圆满收官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2021年11期 59-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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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气污染对劳动供给与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影响及路径

    杨艳,刘子菁

    在空气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理清空气污染与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及人力资本效能的关系,有助于为优势人力资本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制定、环境治理投资收益评价提供参考。研究利用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及空气质量指数(AQI),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微观视角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个体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影响,并利用逐步检验法、bootstrap法等分析方法检验了三者之间的机制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空气污染会显著抑制劳动者劳动供给,但收入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空气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②空气污染对不同群体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老龄劳动者、低人力资本水平劳动者及非城市户籍劳动者会因空气污染的加重更多地降低劳动供给。③通过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个体劳动生产率,并负作用于劳动力集聚,进而阻碍人力资本效能的发挥,降低个体劳动供给,这种影响机制在不同群体劳动者间呈现出明显差异性。④劳动供给模型拓展方面,个人社会保障程度、所在家庭主事者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因素都是影响个体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个人受社会保障的程度越高,个体劳动供给越倾向于降低;所在家庭主事者是独生子女的劳动者会倾向于减少其劳动供给。因此,继续推进环境规制,优化城市空气质量,并合理处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不足压力,还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效能的发挥,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21年11期 68-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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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环保处罚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吗?

    崔广慧,姜英兵

    基于2006—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政府环保处罚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处罚可促使企业降低劳动力需求,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排他性解释、随机因素干扰、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环保处罚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负向影响具有短期性。机制分析表明,环保处罚迫使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降低劳动力需求,体现为产量缩减效应;也可促使企业从事环保投资带动劳动力就业,体现为要素互补效应,但总体上以产量缩减效应为主。进一步探讨对企业劳动力部门构成与学历构成的影响,发现环保处罚主要降低企业对生产人员、技能人员或本、专科及以下学历员工的需求,对行政管理等其他非技能人员及研究生学历的劳动力影响不显著。截面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处罚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该研究丰富了地方政府环保执法的经济后果和作用机理研究,多维度地揭示了企业应对环保处罚的具体方式及其对就业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和企业在未来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如何协调环境保护和稳就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21年11期 78-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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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监测社会化改革挤出“数据水分”了吗?

    牛雪姣,魏夏楠,包国宪

    为进一步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环境监测服务的社会化改革,使得长期以来由地方各级环境监测站实施的环境质量监测开始由市场上的环境监测服务机构承担,实现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一次历史性飞跃。然而,目前却鲜有研究实证性地检验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改革后中国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究竟是否有所提高这一关键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3—2020年间的每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环境监测社会化改革对提高中国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政策有效性,并且探析了这一历史性的监测体制改革在中国环境治理模式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改革后,中国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已得到有效提高。②环境监测服务的社会化改革成了嵌入“碎片化”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系统的有力整合手段,为原本封闭的中国环境监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参与及监督反馈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央管辖权与地方环境治理权之间的巨大张力,缓和了地方环境治理系统中多元化的利益冲突,缓冲了地方政府对环境数据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通过引入制度化的社会与市场参与方式,采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使得其自身在环境治理中的威权主义韧性得以进一步增强,这有效校正了地方层面环境政策的执行偏差,明显提高了中国的环境治理绩效。

    2021年11期 89-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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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测算、差异来源及其成因

    孙亚男,费锦华

    实现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提升重污染行业整体绿色生产效率,也需要进一步缩小行业间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差异。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整理企业排污费作为非期望产出,借助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测算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二阶段泰尔指数和QAP分析方法考察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差异来源及其成因。研究发现:①企业间绿色生产效率差异较大,增长最快的企业年均增长63.47%,而降幅最快的企业年均下降17.53%;行业间分化态势亦十分显著,食品加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25.33%,而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年均下降3.14%,仅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业实现了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双轮驱动增长。②企业绿色生产效率总体差异呈现类“N”型变化趋势,从行业门类看,门类内差异是总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进一步从行业大类分析,大类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高达72.93%。③上述差异从结构组成上看,缩小技术效率差异和技术进步差异有助于实现整体及不同行业门类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均衡发展。从内部治理因素上看,缩小企业间竞争地位、成长性和资产利用率差距是整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扩大企业间盈利能力则有助于降低整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缩小企业间竞争地位是实现制造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均衡发展的关键,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可降低采掘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差异化金融资产配置则有助于降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重污染行业发展政策有助于行业内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协同提升。

    2021年11期 102-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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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与新型城镇化

  • 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的空间关联性

    张雄,王芳,张俊峰,等

    面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促进城市群三生功能均衡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在测度城市群三生功能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关联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空间分布呈现出“武汉-长沙-南昌”的三中心结构,其中生产功能高值区呈现出由点状分布向集群分布发展的趋势,生活功能高值区出现南移趋势,生态功能值分布则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网络密度均显著提高,由2014年0.201 1上升到2017年的0.463 2,其中生态功能网络密度显著高于生产和生活功能。整体上看,2014—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点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增长幅度明显,中间中心度有降低趋势,其中生态功能网络中心度较生产和生活功能高且增长较快。长江中游城市群2014年和2017年三生功能网络都被分为8个凝聚子群,各凝聚子群间的密度值整体变化明显,节点城市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频繁。研究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网络内部分割现象有所改善,网络扩散更加均匀,城市群建设与发育更加成熟。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网络中城市间直接联系增多,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显提高,但整体仍处于弱连接状态。生态功能网络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的网络,生产和生活功能网络与生态功能网络的差距在三年间有所缩小。优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三中心网络结构、制定差别化城市发展战略和一体化治理策略是完善城市群三生功能网络的有效路径。

    2021年11期 110-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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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区域尺度下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影响

    李顺成,LEE Sewon,刘晓晨

    文章基于2004—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内六大都市圈和都市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区域尺度下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虽然城市区域尺度下的形态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提升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但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却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② 不同的都市圈(区)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本地直接效应与城际间接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和烟威都市区空间结构上的功能多中心化不仅能够促进本地经济绩效的提升,也有利于邻近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东滨都市区功能多中心化水平的提高仅能够促进本地经济绩效的提升,城际溢出效应尚未显现;济枣菏和临日都市区功能多中心化程度的提高反而会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形成“虹吸效应”。③ 从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表现来看,仅有中等规模城市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同等规模城市的发展,而小城市并不必然产生显著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山东半岛城市群范围内应统筹推进中心城市与其所在的都市圈(区)等城市区域尺度下多中心城市网络格局的持续优化,构建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体系,以更加有效地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绩效水平,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年11期 123-1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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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川渝两地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结构分析

    张鹏,杜云晗,叶胥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在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创新发展是落实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县域创新能力是西部创新发展的基本支撑。提高西部县域创新发展能力需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抓手,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发展动能与模式转换,推动形成地区创新能力。该研究以川渝地区143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采用1999—2018年面板数据,使用MIMIC模型测度县域创新发展成效,并研究其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关联性。分析表明,川渝地区县域创新发展水平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联系:产业结构升级、民营经济占比与移动通信终端结构占比等增加有助于提高地区创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在充分控制重要的结构化因素后发现,企业结构对地区创新能力影响最大,其单位变化会导致县域创新发展增加0.114个标准单位。其他结构化因素也显著影响着县域创新发展,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导致县域创新发展增加的标准单位为:产业结构(0.099个标准单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0.209个标准单位)、通信终端结构(0.070个标准单位)、金融机构存贷比(0.045个标准单位)、非农就业人口比(0.240个标准单位)、房地产投资占比(0.027个标准单位)。政策含义在于增进县域创新发展,要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乡收入结构的协调、企业结构的合理并存、推进县域电信基建等四个方面。具体来看,要把城乡发展结构协调放在优先位置,抓好产业结构升级和民营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县域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县域创新发展的作用。

    2021年11期 134-1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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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镇和人类住区议题的演进与实践:SDG11的形成背景及执行进展

    高秀秀,张晓彤,何正

    城镇和人类住区对于应对全球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了实现城镇和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SDG11),表明全球发展策略正在向以城市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进行转变。基于历史视角,回顾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构建过程,并对城镇和人类住区议题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联合国政策中的规范表述进行文本及语境分析,有助于厘清城镇和人类住区议题在全球发展观和治理范式中的转变历程。以时间为顺序,系统梳理了SDG11在联合国框架体系内的提出背景和政策演进;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报告,陈述了SDG11的执行进展并分析了实现SDG11所面临的挑战。结果表明:从目标体系建立进程的历史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目标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动态变化性,SDG11的确立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类住区和城镇化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认知变化及社会发展观念的演进,明确了城市和人类住区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全球在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进展缓慢,新冠肺炎(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全球距离实现SDG11仍面临数据平台、技术路径、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挑战,同时表明住区和城镇在应对突发危机和建立新常态机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分析认为:全球治理理念已经从关注城市发展转变为关注城市在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城镇和人类住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全球发展挑战的前沿区域和重要引擎、重要载体和重要路径;在不同尺度建立健全数据收集体系和分析手段,推进不同领域先进技术在住区和城乡尺度的综合示范,提升地方包容性、参与性、柔性化治理能力对推动实现SDG11具有重要作用。

    2021年11期 144-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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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

    宋德勇,李超,李项佑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重要推力,剖析并识别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整理了城市层面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以此作为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指标,然后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最后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视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2003—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以及技术领域异质性。结果表明: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该结论在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弱内生性样本和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这种激励效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特征。②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信息支撑效应、规模集聚效应和资金配置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量”和“质”的提升,但人力配置效应的作用渠道并未畅通。③智慧城市建设对替代能源生产类、交通类、能源节约类、废弃物管理类和行政监管与设计类的绿色技术创新“量”与“质”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并未显著促进农林类和核能类的绿色技术创新。据此认为:未来应牢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以智慧和绿色相结合的理念释放新型基础设施的创新红利;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强化新型基础设施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抓手;统筹兼顾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多领域间协同互补的绿色创新格局。

    2021年11期 155-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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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态

  • 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评估体系构建

    葛书林,代刚

    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直接影响着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此,该研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与演绎等方法对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概念和分类进行逻辑分析,认为: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是能为旅游者所利用,促进旅游者从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各类体育民俗事象的总和。该研究进一步通过引入Expert?Choice层次分析工具,分析并构建了包含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景观资源、遗产保护、整合关联共5个准则层指标,包含陆地旅游资源、水上旅游资源、人口特性、产业集群、附近相关人文资源、相关公共设施、构景要素、规模要素、器物要素、观赏要素、保护措施、保存现状、整合方式和竞争关联共14个要素层指标,以及66个具体指标组成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评估体系。之后,经Expert?Choice层次分析模型验证结果显示,目标层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评估体系的CR值为0.05,小于0.1,准则层与要素层各指标的CR值也都小于0.1,这表明构建的模型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所构建的评估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按照整体权重指数排序,排在前十位的具体指标是保存与消亡程度、完整程度、通过体育、建有博物馆、有直接的民俗体育旅游线路、申请遗产保护基地、民俗体育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建有民俗文化村或相关主题公园、所属从事民俗体育旅游的企业数量以及管理与维护状况,这些指标是促进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重要因素。

    2021年11期 165-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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