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

•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应用

  王金南，马国霞，王志凯，等

  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断完善，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形成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正在形成，有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文章基于生态产品分类和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体系，从产业规模、产业变化、产业结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产业关联等5个维度构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多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分析了中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形势。结果表明：①在产业规模上，2019年中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总产值92万亿元，五年平均增速为6.9%，与同期GDP增速基本一致。②在产业结构上，2019年中国生态产品供给服务（EPV）、调节服务（ERV）和文化服务（ECV）结构比值为18：65：17。与2015年相比，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作为初级生态产品的占比增加了5个百分点，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有所增加。从生态系统角度看，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是生态产品的最大供给者，分别贡献了总产值的55%和11%。③在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上，绿金指数为0.96，生态产品初级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④在产业关联上，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地理空间集聚程度呈增加趋势，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人均GEP西部地区相对较高，而单位面积GEP东部地区相对较高的空间特征。由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正在形成初期，理论及实践仍待深化，建议进一步厘清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边界、规范产业分类体系、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接轨经济核算体系，从而完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调查制度，评价区域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绩效，科学规范收集产业数据，促进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健康发展，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构建。

  2021年10期 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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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及均衡度的空间分异规律

  安国强，韩颖新，高宁，等

  研究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与均衡度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规律和集聚特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回归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技术方法，依据价值量和均衡度划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类型。结果显示，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9 897.09×108 元/a，其中最高的市级单元为东营市，最低的为枣庄市；最高的县级单元为济宁市微山县，最低的为青岛市市南区。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地均量为6.27×104 元/（hm2·a），人均量为9 823.03 元/（人·a），均衡度为0.488。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量-高均衡度的I类区主要分布于鲁东丘陵区和鲁中南山地区，高价值量-低均衡度的II类区集中分布于鲁北滨海区和微山湖区，低价值量-低均衡度的III类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平原区，低价值量-高均衡度的IV类区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区域。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衡度全域莫兰指数Moran’s I=0.656，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与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论：①均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其内部构成的研究不足，较为理想地刻画出区域内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组合的优劣特征。②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相比，其地均量和人均量能够合理避免单元总面积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更客观地衡量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体水平。③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量和均衡度共同揭示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的“四类”“六区”和“三环”的分布特征。

  2021年10期 9-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2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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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

  丁斐，庄贵阳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主产区，也是促进绿色减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战场，探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以2007—2015年中国县级行政单位为样本，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总量和人均两个层面考察政策实施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利用事件分析法、基于Bootstrap方法的安慰剂检验、对照组筛选等方法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总量和人均两个层面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实验组经济发展水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更高强度的财政支出水平和投资水平是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策实施降低了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此外，文章以县级PM_2.5和林草覆盖率为观测，研究了政策实施后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有助于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赢。进一步地，文章考察了政策实施对水土保持型、水源涵养型、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和防风固沙型四类生态功能区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对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均起到了促进作用，总量层面和人均层面的影响程度分别在4.51%到7.38%之间和5.45%到6.48%之间。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引领示范作用等政策建议。

  2021年10期 19-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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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左其亭，张志卓，马军霞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障形势依然严峻，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水平之间的和谐平衡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通过构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多元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将基于全新投入视角的Super?SBM模型应用于黄河流域9省区、7个城市群、62个主要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多尺度识别其水资源利用水平的时间变动情况和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产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并尝试结合Tapio脱钩理论构建不同适配模型，探究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水平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关系。研究发现：① 2008—2018年山东省效率值均大于1，水资源利用水平处在9省区前列，内蒙古水资源利用水平提升程度最大，除山东、内蒙古、山西之外，其余省区11年间均未能达到生产前沿，宁夏是唯一多年平均水资源利用效率值低于0.4的省区，9省区水资源利用水平呈现上中下游依次升高的分布特点，提升的整体协调性差，需推动落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资源利用模式。② 11年间7个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处于提升趋势，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7个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城市水资源利用水平达到流域前沿水准，水资源利用效率值低于0.4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甘肃和宁夏，存在较高的资源和环境投入冗余，需对个别城市水资源管理的突出问题实施专项整治方案。③ 9省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程度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适配状态呈现较强空间差异，内蒙古动态协同性最好，青、川、宁、陕、豫5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未能与水资源利用实现良性解耦，需在保证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推动水资源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

  2021年10期 29-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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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现实要求、实现路径与立法保障

  廖建凯，杜群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基于黄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走流域协同治理之路。黄河流域协同治理面临现实挑战，现有管理体制和涉水法律，难以有效解决其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水生态脆弱、水环境超载、水灾害严峻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建立黄河流域的协同治理体系，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流域协同治理重要论述为指引，在治理架构上从涉水管理转向流域治理，构建主体功能与定位明确的协同治理体制；在治理模式上从科层管理转向多元共治，建立汇聚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机制；在治理手段上从威权管制转向衡平治理，综合运用行政管控、市场调节和社会参与等多种措施。在立法保障上，应尽快制定“黄河法”以综合调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务，修改完善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以“黄河法”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法律体系，建立权责明晰的流域协同治理体制和各方参与的流域协同治理法律制度体系。

  2021年10期 39-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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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王家明，余志林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是启动内循环、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区域，研究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对促进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沿黄地区中心城市进行界定，运用综合指数模型确定沿黄城市群，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3—2018年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旨在明晰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为其高质量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共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①样本期内，兰州市、西安市、济南市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空间维度上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居前列，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居前列。②沿黄地区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2—2013年前后有明显的提升，不同约束下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梯度分布上呈“正态分布”。③财政因素、技术因素、人均实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正向推动作用，环境规制倒逼技术创新效应显现，但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这意味着，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现状基础上，需根据不同因素的异质性影响具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最后，文章从政府引导、突出优势，点面结合、协同规划，综合治理、分类施策，系统提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四方面提出促进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2021年10期 47-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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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多元要素流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结构研究

  赵金丽，王成新，曹莎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先后成为国家战略发展区域，是中国大区域经济发展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厘清两大流域内部经济空间结构及其驱动因素是实现全流域协同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文章基于金融、交通和信息等多元要素流，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从网络中心性、关联格局及凝聚子群等层面对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借助回归模型探讨了两大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两流域各要素城市网络尤其是交通网络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长江流域更多体现为东、中部地区间差距，黄河流域则更多体现为中、西部地区间差距。②长江流域城市间各要素联系强度显著高于黄河流域，其中两流域金融网络发育均最为成熟，主干金融网络覆盖面积广阔；主干交通网络呈现为以交通干线为轴的若干轴辐式组团，但黄河流域各组团间联系松散；主干信息网络呈现为以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星形组团。③两流域各要素城市网络组织结构受行政界线影响不一，信息网络受其影响最大，但长江流域泛长三角地区显著打破了行政阻隔；金融网络在市场化影响下对行政界线的破碎程度最高。④两流域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一是区位因子在黄河流域影响相对较弱；二是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长江流域受科教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大，而黄河流域受经济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大。最后，从打破行政阻隔，推动多层次、多中心城市体系建设，突破中西部区位劣势和提升城市软硬实力等方面，针对两大流域的共性问题和特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2021年10期 59-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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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

  伍国勇，刘金丹，杨丽莎

  农业已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源头之一，研究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可以为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指导。基于200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再利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绝对β收敛性检验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追赶效应”，最后选取参数对比法测算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基尼系数均值为0.039，整体差异变化呈现“U”型态势，这说明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整体相对差异具有明显的波动演进趋势。各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不同地区其下降速度并不一致，东部和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全国和西部下降速度次之。②2001—2018年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Moran’s I整体为正，Geary’s C 整体小于1，LISA集聚分布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这些结果均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低）相邻省份相对集聚，呈现出比较强的空间集聚模式。③绝对β收敛性结果显示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的农业碳补偿率都存在“追赶效应”。趋同理论下的参数对比法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明显，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大，平均碳补偿潜力为42.72%，明显高于东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7.05%）和中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9.40%）。就区域内部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高的省份分别为福建（59.23%）、湖北（47.63%）和甘肃（64.85%）。因此，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并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能早日实现中国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2021年10期 69-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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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马九杰，崔恒瑜

  农业保险发展能够引导农业经营者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行为。首先，基于农业经营规模、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进步等路径，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减碳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是：①总体来看，农业保险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平均而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00万元、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和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hm2时，该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分别实现71 t、364 t和254 t的减排效果。②在异质性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碳排放总量的削减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省份；而在中、西部省份和粮食主产区的样本中，农业保险发展没有起到推动农业碳排放总量降低的作用。③进一步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密度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也是负向的。④在机制分析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粮食作物比重增加是农业保险减碳的有效机制；而农业保险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并不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低碳化转型。据此形成的政策含义：一是，可以继续通过补贴推广农业保险，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用有利于碳减排的规模化经营与作物结构模式；二是，在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简化赔付手续、规范定损标准，强化参与农业保险的收益教育，使农业保险产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创新和发展绿色农业保险，以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纳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

  2021年10期 79-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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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CGE模型的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路径评估

  汪鹏，许鸿伟，任松彦，等

  电力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约占全社会总量的30%~40%，电力部门低碳转型受气候环境政策驱动，也面临供应安全保障、成本效益、环境容量制约而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粤港澳大湾区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83%，电力供应对外依存度48%。作为对标未来国际三大湾区的国家战略，理应在电力低碳转型方面先行先试。该研究基于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能源平衡表及投入产出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动态CGE模型，通过研判外部一次能源供应形势及考虑不同电力消耗能源的局限情况，按照不同组合的电源结构，设计基准情景、天然气电力情景、非化石电力情景及零煤电情景。在设定粤港澳大湾区本地供电总量相同的条件下，预测到2035年湾区发电技术结构不同的转型路径下电力部门能源效率、投资回报、外购电力需求的变化及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在微观和宏观经济系统两个层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实施低碳转型对一次能源结构、碳排放和宏观GDP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种面向2035年的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下，天然气电力情景转型效益最好，投资回报率为77%。非化石电力情景的度电能耗下降效果最好。零煤电情景电力部门的碳减排贡献最大，能源强度下降40%。三种电力低碳转型情景比基准情景有效降低碳排放，且电力转型可带动电力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及宏观GDP的增长，实现低碳转型的同时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在平衡能源、经济、环境三个维度指标的情况下，提出动态电力系统转型筛选机制，分阶段、分步骤多情景组合路径实施电力低碳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量化决策参考。

  2021年10期 90-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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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发展影响全要素碳生产率：成本、创新还是需求引致

  白雪洁，孙献贞

  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引发了新一轮产业和商业模式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绿色化经济增长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追求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文章从成本、创新和需求三个层面阐述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检验其内在传导机制。首先，文章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测算了2012—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数，发现在样本期间内，中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估计了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4.946 8的每法人单位域名数的门槛值，当跨越该门槛值后，互联网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会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需求引致效应的作用机制，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成本、技术创新和新需求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最强。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跨行业应用，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孕育“互联网+科技”的创新发展新模式，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激励互联网需求创造，促进区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均衡发展；围绕企业降成本放大互联网的成本下降效应；多策并举，协力推动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等建议，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

  2021年10期 105-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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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生态补偿能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吗

  淦振宇，踪家峰

  生态补偿作为中国的一项重要环境保护政策，在多个自然资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有效性缺乏相关技术检验。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全国286个地级市月度面板数据，以地方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和三重差分法（DDD）等方法考察了生态补偿政策对辖区内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地方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促使PM2.5、PM10、SO2、NO2的月均浓度分别下降6.881 μg/m3、10.190 μg/m3、5.755 μg/m3及1.647 μg/m3。这表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促进大气污染外部效应内在化，增加地方政府大气治理积极性。②进一步分析可知，生态补偿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存在着加速效应，促使PM2.5、PM10、SO2、NO2的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分别提升7.17%、10.90%、6.86%、11.30%。③异质性分析显示，适当缩短生态补偿政策的考核周期，有助于加强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④基于三重差分法的机制检验显示，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从整体层面上提高地方能源使用效率，推进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⑤稳健性检验发现，省级层面整体空气质量亦能够得到改善。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首先，不断完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从考核周期的合理化及融资渠道的多元化等方面助力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形成。其次，合理引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生态补偿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最后，着力构建国家层面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政策，加快形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2021年10期 118-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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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井波，倪子怡，赵丽瑶，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2021年10期 130-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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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感知视角下后疫情时期中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机制

  芦慧，刘鑫淼，张炜博，等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暴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同时引起人类生态伦理方面的思考。那么后疫情时期人们是否会因自己所经历和感知到的疫情风险而对现有人与自然关系等生态伦理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践行程度呢？为回应这一问题，该研究从新冠疫情风险感知概念出发，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剖析疫情风险感知的内涵和结构，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以“风险感知-反思-责任-行为”为逻辑框架，探究在生态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的顺序中介效应下，疫情风险感知对中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践行影响的内部机制。通过对823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表明：①中国公民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感知主要包含本质感知、工作/学习感知、生活质量感知、社交质量感知、生理健康感知、消极情绪感知和政府控制感知等7个维度。②通过编制量表与实证分析，发现人们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后疫情时期越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行为的产生。③从生态伦理反思和生态环境责任感视角探讨疫情风险感知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生态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在疫情风险感知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之间发挥顺序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认为，应从“人与自然共同体”视角出发，构建公民生态环境责任感提升导向的“政府-组织-公民”递进式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以生态伦理为价值导向，有效促进生态知行合一，提升公民的生态环境行为。

  2021年10期 139-1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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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李金林，陈立泰，刘梅

  推动“互联网”与“绿色生态”的深度融合，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18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入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人均GDP差值倒数权重矩阵及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在发展阶段异质性上，2003—2012年与2013—2018年两个阶段的互联网发展均能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互联网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与城市规模异质性上，东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小型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三，就影响机制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互联网发展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重要路径，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2021年10期 149-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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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可持续发展

• 基于演化认知的乡村性研究

  贺瑜，刘扬，周海林

  基于对乡村历史进程的演化认知，对乡村性概念及学术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梳理出乡村形成、演变的驱动因素及阶段性的特征。从已有的文献研究看，传统乡村社会得以延续和稳定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于自然支持的经济活动、基于传统文化支撑的社会结构以及基于对大自然敬畏的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环境。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大家可以回溯性认同的“乡村性”，并铸就了乡村在许多人心目中作为“驻留地”“来源地”和“生活地”的特性。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现代性因素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缓慢演化过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乡村”，比如城镇或者被遗弃的村落。为此，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经济活动的平稳性、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资本”“技术”“规模”“效率”和“他治”等要素进行了不同侧面的分析，认为：乡村未来的发展既离不开其应有的乡村性，同时也会继续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并形成不同于传统乡村演化模式的新的发展路径。从已有的发展历史看，人类已经历了生存、生产与生活相结合以及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的三个阶段，未来乡村可能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演化到第四个阶段：以生活为主导的栖居阶段。这一阶段将成为人类生活终极向往地，其具有以下特点：宜居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乡村性中能够融入现代性里符合人性需求的元素。有鉴于此，认为要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改变物质落后的局面，更要恢复乡村得以长期延续的乡村性。

  2021年10期 158-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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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吗

  杜三峡，罗小锋，黄炎忠，等

  如何在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下提升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对我国保障食品安全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外出务工引致的经济价值感知变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普遍忽视健康安全和生态安全感知的技术采纳贡献。文章通过构建“外出务工-价值感知-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湖北、江西两省712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外出务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考虑了可能会因为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和度量误差造成偏误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越多，则农户对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经济价值感知越强，对技术采纳后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健康安全和生态安全感知越强，这进一步会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且三个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依次为20.3%、34.1%和24.0%。第三，农户的健康水平、受教育年限、种植规模、技术培训和技术补贴等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加强农户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参与能力；依托政府、企业和新媒体等多元主体，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综合技术认知，是推广和普及绿色防控技术的有效途径。

  2021年10期 167-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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