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小娥;骆海燕;
已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二者净影响的分析,对OFDI促成碳排放真正诱导机制的探讨则关注甚少。基于此,文章选取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探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碳排放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别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和逐步回归法,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要素市场扭曲及经济规模扩张对OFDI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二元梯度下OFDI对碳排放的不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关系,既存在加剧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也有通过中介变量抑制碳排放的间接效应;(2)OFDI主要通过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要素市场扭曲三条路径对母国碳排放产生间接抑制效应,而通过经济规模扩张反而加剧了碳排放;(3)将OFDI划分为二元梯度的分样本讨论中,顺梯度投资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对碳排放产生抑制效果,而逆梯度投资则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降低了碳排放;(4)对外投资还可通过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变量交互影响对OFDI与碳排放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据此,从提升海外投资规模、优化海外投资结构、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以及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兼顾碳排放治理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2021年07期 v.31;No.251 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5K] [下载次数：84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1 ] |[阅读次数：318 ] - 李焱;李佳蔚;王炜瀚;黄庆波;
随着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发展,GVC研究框架已成为研究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倡议为GVC重塑提供契机,那么GVC嵌入能否成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新途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在梳理了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包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DDF)分别对这些国家制造业的GVC嵌入程度和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GVC嵌入可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由不同来源引致的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同,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提升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清洁行业和发展中国家污染行业引致的GVC嵌入。(2)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GVC嵌入更加利于提升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可以通过GVC嵌入方式实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参与GVC嵌入面临环境污染威胁的风险越大。(3)GVC嵌入主要通过"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追赶效应"是优先机制,说明GVC的嵌入主要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提升碳排放效率;"领先效应"是次优机制,而"创新效应"是待突破机制,说明GVC嵌入对于提高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有限。
2021年07期 v.31;No.251 15-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23K] [下载次数：51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0 ] |[阅读次数：232 ] - 熊广勤;石大千;
现有研究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镇化和污染等方面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鲜有文献涉及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文章重点探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框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够提高约12%的能源效率,而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型模式,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能源效率。(3)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越大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城市特征异质性表明,城市信息化水平越高,外商投资水平越高,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4)基于承接转移示范区本身发展特征异质分析表明,承接转移示范区规模越大、支持力度越强、发展状况越好,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文章对于国家进一步调整实施产业转移政策,平衡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政策含义表明,加大实施力度和激励力度,减小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水平发展。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开发完善智能检测系统。加强清洁能源的替代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搭建信息化平台,完善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严格筛选甄别进入企业和外来投资。
2021年07期 v.31;No.251 27-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8K] [下载次数：270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6 ] |[阅读次数：163 ] - 刘军;岳梦婷;
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借鉴流体力学理论构建"旅游流动性"概念,对区域旅游流动性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基于"自下而上"法,考虑区域能源结构的差异,引入修订后的综合碳排放系数测算2000—2017年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同时对旅游流动性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最后,以旅游流动性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IPAT模型选择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区域技术水平以及航空客运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区域旅游流动性整体水平持续提升,省际差距明显,其均值处于235～11 695人km之间。旅游流动性的分布具备明显梯度特征,长期保持"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其高值区和中高值区逐步由东部的经济发达省区向西部及东北地区扩张演化。(2)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从4 120.70万t增加至20 365.59万t。旅游业碳排放和旅游流动性的马太效应明显,在空间上以京沪粤、甘青宁为核心呈现"高流动高排放"、"低流动低排放"的集聚特征。(3)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旅游流动性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U型曲线关系;控制变量航空客运量、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的作用强度依次减小,上述变量分别增加1%将导致旅游业碳排放量各增加0.33%、0.27%和0.15%。区域技术水平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2021年07期 v.31;No.251 37-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66K] [下载次数：32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4 ] |[阅读次数：212 ]
- 李力;孙军卫;蒋晶晶;
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策略互动。关于策略互动模式的考察已得到较多关注,但由于地区发展异质性,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中的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变动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但该方面的研究还未得到足够重视。文章围绕经济增长、财政压力、就业压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四方面异质性构建理论假说,选取实际GDP增长率、财政赤字率、失业率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值占GDP比重4种变化率指标进行实证设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构建非对称空间计量模型,运用两阶段GMM方法对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经济增长率、低财政赤字率、高失业率或污染密集产值比重较高地区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敏感性更高,且至少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得到实证支持;在使用2SLS方法重新估计、调整敏感性指标分位数、更换环境规制指标后,结果依然稳健。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模式以策略替代为主,"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均为局部现象;在同时存在"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的地区,"逐底竞争"强度大多高于"逐顶竞争";污染密集产值比重较高地区存在显著的"逐底竞争"行为,主要集中在边界邻接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地区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十一五"期间和2014年是结构变化的重要节点,可能与中央绩效考核指标调整和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相关。最后,进一步从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优化政绩考核指标,优化污染密集产业布局,推动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与联防联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2021年07期 v.31;No.251 49-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77K] [下载次数：148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3 ] |[阅读次数：136 ] - 王班班;廖晓洁;谭秀杰;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伴随着雾霾暴露水平的非线性变化。为分析城市化的不同内涵对雾霾污染的贡献程度,文章对中国九大城市群2001—2018年的雾霾暴露指标进行分解。其中,雾霾暴露侧重于衡量雾霾污染对人类活动和健康的危害程度,也是世界银行衡量空气污染的主要指标之一;影响因素上主要考察人口集聚、人口密度、城市扩张、经济增长和排放强度,分别用于衡量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城市污染治理;方法上选取了时空LMDI分解法,以便更有效地对分解结果进行跨城市群、跨时间段和城市群内部的多维度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2001—2018年期间,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导致城市群雾霾暴露上升;人口密度和排放强度主要促使城市群雾霾暴露降低;人口集聚因素的贡献主要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为正,但2016年后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变为负。(2)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后,排放强度对降低城市群雾霾暴露的积极影响在增大,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减小。(3)在城市群内部,人口城市化在2013年以前提高了长三角和京津冀中心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出这些城市极强的人口吸引力;2013年后人口集聚降低了一些中心城市而增加了外围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了后者的人口疏导作用。(4)一些中心城市开始实现绿色的土地和经济城市化,而外围城市仍存在粗放的土地扩张;排放强度的促降作用在外围城市明显增大,城市群协同减排取得显著成果。为此,建议在城市群层面,继续推进"大气十条"等大气污染治理计划,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城市之间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和治理经验上的合作交流;在城市群内部,针对外围城市的人口、土地和经济三方面城市化,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绿色宜居的卫星城市,加强新城区环境治理,改造完善生态工业园,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2021年07期 v.31;No.251 63-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22K] [下载次数：255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2 ] |[阅读次数：154 ] - 李军;张大永;姬强;范英;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家庭消费行为及其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分析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演变趋势,探讨影响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收入增长的作用,对于降低消费侧隐含污染排放、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六种家庭消费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一步使用OLS回归分析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变化对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种污染物的环境恩格尔曲线(EEC)存在,EEC曲线向上倾斜且为凹型;技术进步是降低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会因规模效应导致家庭隐含污染排放增加,但同时也会存在替代效应,即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从而减少隐含污染排放;家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会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环境政策变动的冲击,也会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变化的影响。该研究得到了如下启示:(1)绿色发展要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的生活方式向清洁消费转变,特别是要推动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2)政府要加大对绿色产品创新、技术改革以及设备改造的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综合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复合政策将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的隐含污染排放,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2021年07期 v.31;No.251 75-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82K] [下载次数：120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 ] |[阅读次数：148 ] - 陈文;王晨宇;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一直是空气污染防范治理的重要一环,但空气污染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面对严峻的空气污染,微观企业是会"知耻后勇"强化社会责任履行还是"放任自流"降低社会责任履行?迄今没有文献就上述议题做出探讨。考虑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理念的践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巨大。那么,地方金融发展是否真正以绿色为导向呢?探讨上述议题,对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推动空气污染防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城市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当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会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通过断点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在分别以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刻画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边际改进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资金实力的同时,会强化空气污染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城市金融发展并非绿色导向的金融发展,由此导致高污染地区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倾向于"放任自流"而非"知耻后勇"。考虑到企业融资约束差异性后,我们发现,对于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根据研究,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空气污染减少企业就社会责任方面投入进而损害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防止出现空气污染加剧和企业环保投入萎缩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提高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理念,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激励机制,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2021年07期 v.31;No.251 91-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5K] [下载次数：286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0 ] |[阅读次数：160 ] - 汤峰;刘晓龙;李彬;杜祥琬;
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客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影响我国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因素是什么?既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特征,或者宏观绩效的作用,鲜有研究注意到政府的形象因素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主要采用Ordered Probit、 Ordered Logit以及OLS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环保形象和互联网使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环保形象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间显著正相关,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情况下,提升政府环保形象有助于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2)在现阶段,互联网的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政府环保形象与互联网使用间存在交互作用。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政府环保形象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边际作用不断递增。理论上,提出了"政府环保形象"概念,并利用指标对其测量,进一步拓展了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研究视野。该文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各地政府在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努力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同时,需要重视对良好政府环保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此外,在大数据时代,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政府良好环保形象的传播。通过不断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改善自然环境状况,积极打造和传播良好的政府环保形象,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能显著得到提升,最终有助于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
2021年07期 v.31;No.251 107-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5K] [下载次数：39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5 ] |[阅读次数：178 ] - 曹海林;赖慧苏;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
2021年07期 v.31;No.251 116-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5K] [下载次数：27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6 ] |[阅读次数：172 ]
- 孙金山;李钢;汪勇;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换之际,增长动力也发生了变化,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如何演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遵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考虑了人力资本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文中考虑了三种数据来测算人力资本,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非线性和投入时间,采用大量调查问卷得来的公民科学素质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衡量指标。研究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下,C-D型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3、0.59和0.57,这一结果与过去三十多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相近。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短期经济波动,分别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进行了预测,并预测了2018—203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02%～5.25%,其中2018—2025年期间为5.72%～5.91%,2026—2030年期间为4.69%～4.96%,2031—2035年期间为4.22%～4.50%。可以看出,随着物质资本投资增速和收益率不断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将不断下降,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将减缓这一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减速成为新常态的情形下,长期内政策考虑到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持续投资,财政上加大对基础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投资,税收上鼓励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减免;短期内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需求管理,重视投资结构的优化,加大政府对于经济周期的调节,防止经济剧烈波动,未来十五年中国还会平均保持一个5%以上的中速增长。
2021年07期 v.31;No.251 127-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4K] [下载次数：126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154 ] - 刘玮;郭静;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是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自然灾害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基于实证数据的检验。依据1990—2018年中国31省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量化自然灾害的财政成本,并考察了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动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中,运用可解决门槛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究了政府应急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平均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财政成本为1.119%,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具有滞后正向效应,对财政收入具有滞后负向效应。(2)自然灾害财政成本具有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平均每年东北地区财政成本为0.89%,东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63%,中部地区财政成本为1.4%,西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75%。(3)进一步分析得出,政府自然灾害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为0.095%。分经济区域来看,除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分别为0.0903%、0.108%和0.196%,远低于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需要探寻放大应急财政资金规模的融资工具。据此,从建立自然灾害基金制度,因地制宜搭建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风险融资工具框架,构建融入保险机制的新型灾害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创新政府管理、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2021年07期 v.31;No.251 138-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3K] [下载次数：14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243 ] - 李聪;高梦;李树茁;雷昊博;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2021年07期 v.31;No.251 150-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5K] [下载次数：27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4 ] |[阅读次数：154 ] - 任天驰;张洪振;杨汭华;
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是中国农业保险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已有文献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户生产效率关注不足。为此,基于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1 290户农户数据,从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出发,实证研究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说明当前学界关于农业保险促进还是抑制生产效率争议的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保障水平差异等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2)在"倒U型"影响的促进机制中,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短期投资增长、提高种植结构专业化水平以及增加贷款获取,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当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并越过"道德风险的门槛"后,农户短期和长期农业投资均出现下降,并选择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3)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从经营规模看,小农户相比规模经营户对保障水平的反应更敏感;从种植作物类型看,不同类型作物的生产效率拐点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方面,当前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大致处在30%～40%,距离生产效率拐点的保障水平临界值(70.9%)还有足够的提升空间,因此在这一阶段提高保障水平既是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的客观需求,也具有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助推器"作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鉴于小农户对保障水平更"敏感"的特性,使得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我国农业更应警惕并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高保障-低效率"陷阱。
2021年07期 v.31;No.251 161-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0K] [下载次数：305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2 ] |[阅读次数：209 ] - 高堃;杜元伟;刘洋;李华;
中国正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挺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可有效推动海洋强国的实现,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协调度和障碍度角度分别研判了天津市海洋生态、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之间的互动状态及影响三者协调演进的关键制约,运用指数平滑-BP神经网络揭示出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时间嬗变的趋势与特征。文章结果发现:(1)相比于海洋经济、社会子系统显著的上升态势,天津市海洋生态子系统评价值由0.632下降至0.389,表明天津市先前以牺牲海洋生态换取了海洋经济、社会的高速演进;(2)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长期处于非协调状态,2000—2017年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由-0.068下降至-0.325,三个子系统互动关系持续恶化,内生性矛盾愈加凸显;(3)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已由海洋经济、社会低度发展向海洋生态恶化转移,海洋生态问题积重难返,是天津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将面临的关键阻滞;(4)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将由2018年的-0.328缓慢上升至2025年的-0.311,仍维持在非协调状态,难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必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困境。为此,天津市亟须自源头推进陆海统筹的系统性生态治理,以科技引领转换海洋经济发展的绿色动能,凝聚海洋社会多主体的综合治理力量,全面推动形成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运行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新格局。
2021年07期 v.31;No.251 171-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1K] [下载次数：128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144 ] 下载本期数据